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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晓鹏:胡耀邦亲批温济泽、孙大雨“纠正”及其它言罪时代
作者:蔡晓鹏   深圳彩票投注   时间:2019-10-21   来源:
 

深圳彩票投注 www.bjtsj.tw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被上了史书,历代王朝统治者都不愿轻易再背滥杀儒仕的骂名。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汉、隋、唐、宋历朝,儒家读书人和皇帝的关系从对立转为相依。尤其是宋朝“重文轻武”,几百年没有杀一位文官。反倒是文官“精忠报国”的多,如文天祥;还有崖山之败时,背着少帝赵昺投海的陆少夫和十余万跳海殉国的臣民。

明清两朝,则妄对儒生们大开杀戒,从“空印案”、“胡惟庸案”、“东林党案”,到金圣叹再到菜市口斩首变法七君子。结果两朝末年,“仕群”与“君王”严重对立。明末还有于谦,史可法抗清护明,清初还有方以智阴谋“反清复明”。到了辛亥革命,连愚忠光绪的康梁?;实?,也换了腔调。袁世凯一系新军阀成了民国元勋;梁启超、杨度等一大批旧朝官吏,更是出相入阁,一个个兴高采烈当了民国的高官。竟没有几位清朝名儒大吏,为大清殉葬!

旧民国(1911年-1927年)是军阀执政。例行“武不杀文”的不成文习惯法。当然“乱党”除外。从袁世凯到北洋历代军人执政,凡内外国政大事无不时时刻刻被从?;实车矫裰鞲锩芍斗肿用窃鹇?。不仅躲在租界办报出书骂、街头讲演骂,鼓动学生民众游行示威骂;更有“国骂”章太炎章疯子,跳着脚堵着袁世凯总统府恶骂多日,也就软禁几十日而已。策划发动“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煽动全国各城市罢工、罢课、罢市的北大、清华师生们,从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到傅斯年、罗家伦、罗隆基、段锡明、王造时、许德衍、张国焘等,一个个都成为时代先锋,一时风头无限。除了火烧赵家楼,抓了30几个激进青年,三天后即被汪大燮、蔡元培等朝臣、名流们保释外,没有一个被“秋后算帐”,被杀头入狱的。1921年,李大钊没有参加中共一大,忙着牵头领导北京诸校教授群体发起“讨薪运动”,游行示威、通电、罢教闹得满城风雨,也没有引发血溅三步的后果。

1927年4月28日,北洋军政府张作霖大帅,以“叛国罪”杀了李大钊等革命党,首开杀儒之戒,引起知识分子群体公愤。章士钊、杨度等一批北洋政府的儒仕都带头大骂张大师为“国贼”。倒是与李大钊曾亲密共教于北大的大儒蔡元培、胡适等黯然寂声。

蒋介石的新民国(南京政府,1927年-1949年)厉行“训政”、独裁,实行“戡乱条例”,不仅治罪“异党”,而且治罪“邪说”(共产)。为什么说是新民国?一是易帜了,五色旗易为青天白日旗;二是把“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变为一党专政的独裁政体。章太炎大骂:“今凡拔去五色旗,宣言以党治国者,皆背叛民国之贼”(致李根源书),“袁世凯是个人要做皇帝,他们是一党要做皇帝,这就是叛国?!保ㄕ绿紫壬昶祝?。结果被老蒋通辑。后来躲到苏州当寓公,幸得杜月笙每月400大洋礼敬,才不至贫困聊倒。

1927年春-1936年末,蒋介石集团残杀了大批共产党的知识分子,著名的有瞿秋白、张太雷、肖楚女、蔡和森、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彭湃、方志敏、杨殷、恽代英、何孟雄及柔石、殷夫等龙华24烈士;陈独秀坐了大牢。在北平、苏州、南京的反省院和上海龙华监狱,还关押了数以千计的知识分子共党,包括北平反省院的薄一波等61名“叛徒”;也包括王若飞、陶铸、孙冶方、骆耕漠、刘顺元、方毅、彭康、丁玲等著名共产党人。对高举抗日爱国大旗,批评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的国民党内大佬,民主人士和反对党,老蒋也不手软:软禁胡汉民、诱拘李济深,秘杀邓演达、暗杀杨杏佛、史量才、收购“申报”、囚禁“七君子”。蒋介石在抗战前与爱国知识分子阶层的矛盾,已转向新对抗。直至“国共合作”,国内外形势和各抗日势力逼老蒋消除内争,中止“戡乱条例”,联合各阶层、各党派共同御敌,出台了“抗日救国纲领”,承诺未来建立民主的新三民主义联合政府,才缓和了蒋政权与爱国民主知识分子群体的对抗。

遂有抗战国共合作时期,中共《新华日报》可以在重庆出版、国统区发行;民主人士马寅初先生、章乃器先生、傅斯年先生等可痛斥揭露官僚资本的贪腐,逼得老蒋撤职孔祥熙等“痛斥时弊、直言无罪”的相对宽松环境。

抗战期只要不越亲日投共反蒋这条红线,不结党的儒仕们还是可以开骂的,还是可以批评政府和执政党、可以批评国府官僚贪腐,还是可以倡言“民主、法治”、“立宪、普选”的。如鲁迅,有名的“国骂”,但“918”后独独不直骂蒋介石;对这位名满天下的同乡,老蒋也就睁眼闭眼,虽犹豫多次、动过杀机,但最终没有痛下杀手。

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商建政治协商会,国共与各民主党派共商建立联合政府时期,国共双方都在争取“中间派”选票。中间知识分子和民主党团组织的话语权一度空前被重视。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开打后,老蒋重祭一党独裁大旗,取消异党、专制言论,缉捕“民革”、追杀“民盟”,镇压昆明、南京、上海、北平民运,制造“下关事件”、“李闻事件”,查封储安平的《观察》期刊;反把绝大多数中间派知识分子逼到了以中共为马首的反蒋阵营,形成广大知识分子阶层与蒋独裁政权的尖锐对立。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倒戈和不合作,成为中共“反蒋”的战略联盟者。这是促使老蒋政权失去民心,全面崩溃的重大内因。

1950年,毛泽东主席接受了马寅初先生关于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建议,在全国厉行组织开展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群体,自此有了代表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对立面资产阶级(消灭对象)、小资产阶级(改造对象)的新阶级定位。从1955年“胡风案”兴起文字狱,到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倾”,先后一批批被打入社会另册;到文革十年,更是全面被政治专政,遭受了28年不公平处置。直至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正式宣布脱帽“臭老九”,宣布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一部分,知识分子阶层才重获平等的人格和社会解放,回归人民阵营。

1957年“反右”以前,爱国民主派知识分子的高层代表,在内部会议上还有一席发言权,个别有大名望的民主人士还可以上书“中南?!?,献策谏言。但无论是黄炎培对“土改过火”的劝谏、马寅初“控制人口”的劝谏,还是梁漱溟重视“乡村建设”的劝谏,都被最高领导人痛加批判,打入“冷宫”。有史可查的,仅有1956年国务院参事室的十八参事上书,受到周恩来、习仲勋重视,采取了一些改善国务院参事政治待遇的措施,如参加国庆招待会、出席国庆观礼、列席政协、人大会议等。但1957年“反右”,上书十八参事中,多数人都成了“右派”。

1957年“反右”,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作为被专政的阶层群体,基本失去参政权、议政权、人身自由权,学术自由权、言论自由权, 新闻自由权, 出版自由权等,即被剥夺了一切宪法赋予的公民政治权(唱颂歌则除外。少数从事尖端军工科技的知识分子则受到最高层?;ず屠裼?。如钱学森、钱三强等),在此后二十余年间,绝大多数人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被重点批判、限制、管制、改造的“哑族”群体。党内持异见的知识分子,如张闻天、冯雪峰、顾准等,也成为批判打击对象。

值得庆幸的是,因毛主席汲取进步作家王实味(因言治罪)1946年,被秘杀后在国统区和国际社会产生重大恶劣社会影响的教训,提出“大部不抓、一个不杀、以观后效”的政策,才使中国知识分子中大部分,未死于历次运动;并在1978年后,有幸“劫后余生”、“花开二度”重新成为时代先锋。

即使是1978年毅然决策为知识分子解放打开“禁门”的伟人邓小平,对知识分子二十多年的苦难“浩劫”,也仅作了(大意):方向正确、有必要、扩大化的定性。

1978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至1980年5月8日,55万右派分子(含文革前已‘摘帽’、文革再管制的‘右派’,1957年、19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者约96人,其中包括被毛泽东主席亲自点名批判的中央级的五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他们都是有过重大社会影响的大知识分子和抗日反蒋爱国民主人士。除了陈仁炳,另五位在“78”年前已逝世。

在未“改正”的右派96人中;唯有孙大雨一位,迟至1983年,在特定领导人特殊关照下,终于以“个案”被“改正”。未“改正”的右派,最终定于95人。

有幸第一位“改正”的温济泽和有幸被最后“改正”的孙大雨,都缘于胡耀邦批示、 胡乔木亲自运作。

温济泽:春天第一燕

人所共知,胡耀邦和胡乔木,在80年代改革开放,胡耀邦担任总书记那一段,由于政治理念的差异,在处理意识形态领域矛盾时,异多同少。特别是80年代中期,胡耀邦立案批示查处胡乔木之子胡士英经济案以后;胡乔木成为党内批胡反胡政治派系的重要成员。

人所鲜知的是在“右派改正”期间,“二胡”曾两度联手。

第一次是78年5月,为温济泽(1914年—1999年,出生于江苏淮阴,1930年入团,1936年转党)平反改正,打响了78年后“右派改正”的第一枪;温济泽被称为“春天第一燕”。

温济泽是1938年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当过陕北公学、延安马列学院教员,解放日报主编;政治、经济、历史学知识渊博,编写过很多教材和文章。1957年“反右”时,他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中央广播电台副总编。1958年反右深入时,被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点名、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组长、彭真批准,成为“反党小集团首领”,打成右派。1960年后“脱帽”,降职安排了工作。

1978年1月,在老领导胡乔木亲自安排下,温济泽出任中国社科院科学组织局副局长;3月,中国社科院主持工作的副院长邓力群指定他为社科院代表团团长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岷?,温济泽向胡乔木提出党籍恢复和右派平反(1960年‘摘帽’、未平反、未恢复党籍)。按胡乔木指点。温济泽写了“申诉书”,附有廖承志、胡乔木、吴冷西、熊复的四人证明,向中组部提交。当时中组部长胡耀邦正在烟台主持五个部门开会研究右派摘帽和甄别改正问题。胡耀邦看到这第一份要求“右派平反”的“申诉”后,即刻让中组部干部唐佩荣给广播事业局党组打电话,说温济泽已向中组部申诉,耀邦同志已同意给他“改正”:“现在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希望今天下午就答复?!倍苑搅⒓创鸶矗骸巴庖钔镜囊饧??!币畹碧炀团靖缈圃海骸案录迷笸靖恼?。

很快,社科院、广播事业局几乎同时宣布,改正温济泽被错划为“右派”问题;被划入“反党小集团”的邹晓青、张纪明的处分也彻底取消。

温济泽“改正”后,出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培养了一代改革精英。

温济泽晚年主编了600万字的14卷的《瞿秋白文集》,包括一千多位烈士、10卷本的《革命烈士传》。离休后,担任了许多社会职务。

毛主席点名上海“六大右派”

上海是毛主席极其重视的“反右”主阵地,重点是“围剿”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有两个原因:

一是自清未,上海租界就是自由知识分子和各革命政党的汇集地。这一传统至蒋介石执政后,上海又成为各反蒋民主人士及团体的主要政治舞台。参加政协的八大民主党派,都发源于上海。铲草除根,首选上海。

二是五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应文、陈仁炳,建国前多年活动于上海;他们在上海工商联、新闻界、知识界、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阶层中,人脉深,影响大、朋友多。清除余党,也首选上海。

具体领导上海“反右”运动的。则是著名的当年党内极左派代表政治局委员兼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

1957年7月9日,毛主席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发表了著名讲话《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他在讲话中先点名:“右派看见中间派批评我们,就来捣乱了。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诒、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右派一捣乱,中间派就搞糊涂了。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发源地都是在北京?!庇值忝裰鞯撑杉按砣耍骸跋衷诠膊痴缰氐悴皇锹废呶侍?,是整作风问题。而民主党派现在作风问题在其次,主要是走那条路线的问题。是走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陈仁炳、彭文应、陆诒、孙大雨那种反革命路线,还是走什么路线?”“在这方面,知识多的是工人,是农民里头的半无产阶级。什么孙大雨那一套,他们一看就知道不对,你看谁人知识高呢?还是那些不太识字的人,他们知识高。决定大局,决定大方向,要请无产阶级”。毛主席讲话最后又一次点名孙大雨:“我们并不是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去,还是用治病救人这样的那办法。也许有一些人不愿意过来的,像孙大雨这种人,如果他顽固得很,不愿意改,也就算了。我们现在许多事情要办,如果天天改,改他五十年,那怎么得了呀!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带到棺材里头去见阎王。.........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以后也是要受整的”。

毛主席这次讲话点了上海六人(另一人章乃器则在北京)。其中复旦大学三人:王造时(曾任教)、孙大雨(英文教授)、陈仁炳(历史系教授);吴茵是演员;陆诒、彭文应是新闻界、法学界民主人士。

复旦大学当年右派教授成堆。著名的有世界史教授王造时、法学教授杨兆龙、历史教授陈仁炳、英文教授孙大雨等。都是一等一大学者。当然上海法学界的大右派也甚多,如和罗隆基同乡(江西吉安人)同蒙的,著名法学家彭文应和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主席、上海社科院委员会会长的罗家衡(1883年—1961年,1979年改正)先生。上海被毛主席公开点名有陈仁炳、彭文应、孙大雨、王造时、陆诒、吴茵六名。

当年被毛主席点名的上海右派中,王造时、陆诒、吴茵三位,1980年平反了。结局最好的是晚年兼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的陆诒(1911年—1997年,上海闵行人)。陆诒是民国时期著名新闻大家,为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主张,做出过重大贡献。1946年8月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80年69岁时,被批准加入中共,曾任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第五、六届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八届常委,上海第三、四、五届政协委员。

最终没平反的“右派”有彭文应、陈仁炳。彭文应是大法学家,拒不低头检讨,贫病交加,已于1962年12月15日病逝,文革时被掘墓。

最死不瞑目的是活着的陈仁炳(1909年12月15日—1990年12月9日,湖北武昌人)。陈仁炳1936年获美国密执安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后曾任教圣约翰大学兼文学院长。1947年担任过“大教联”干事及民盟创办、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展望》杂志副社长。1949年3月,陈仁炳出版《走向民主社会》,批评国民党统治,期盼新中国。

解放后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民盟中央委员,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

1957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反对乡原态度,提倡贾谊精神"。被时任《解放时报》总编张春桥在《陈仁炳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一文中公开批判,并引起毛主席重视。

“乡原”—指乡里言行不一,伪善欺世的人?!跋缭?,德之贼也”,引申为见识浅陋、胆小无能之人,今多作"伪君子"之代称。

贾谊,西汉名臣。汉文帝时,名疏《论定制度兴礼采疏》《论积贮疏》《阶级》《铸钱疏》《治安策》,敢于针贬时弊;千古名赋《吊屈原赋》、《鹏鸟赋》、《惜誓》、《旱云赋》等。

贾谊《过秦论》认为秦亡于“仁义不施”,要让汉朝长治久安,必须“施仁义,行仁政”。其仁义观,有强烈的民本主义色彩。贾谊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写了《宗首》、《藩强》、《权重》、《大政》;倡导利民安民的民本思想。

刘歆云“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

陈仁炳在整风发言中还提出群众不敢提意见,有六个原因:一、怕打击报复;二、怕党和政府没有决心纠正错误,改正缺点,反而怕因为提意见而开罪于人;三、怕所批评的对象是不倒翁,是一块搬不动的石头,批评由你批评,而不发生纠正错误的效果;四、怕所提建议不全面,反被领导拿“两头论”记忆驳斥;五、既然提的缺点怕被领导为人是否定成绩;六、怕领导批评你是算旧账。

他还以史为镜,警示贾谊在“文景之治”时期指出王朝?;墓适?。贾谊在《陈政事疏》中的痛陈时弊:“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

陈的发言被解放时报于1957年6月9日公开发表,引起毛主席重视。毛主席是很欣赏贾谊的,更熟读历史典故。故不能容忍陈仁炳借“贾谊”发难“乡原”、“倡仁政”;公开点了陈仁炳的名。

或许陈仁炳倡导的“贾谊精神”迄今被严禁于世,他的右派不予改正,成为终身政治枷锁。

1978年4月,陈仁炳摘掉右派帽子,但政治结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不过在政治安排上放宽了些,后被选为民盟中央第五届委员,第六届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委员会第九届顾问。

1990年12月9日,81岁的陈仁炳逝世于上海。他的老友回首往事时说:“陈仁炳是抑郁而终的”。

最后“纠正”的狂儒孙大雨

1980年右派改正基本结束时,毛主席点名的吴茵、陆诒、王造时,都改正了。上海没有改正的是被点名右派,只有陈仁炳、彭文应(已去世)、孙大雨。最后一名有幸活着被“纠正”的是孙大雨。

孙大雨得不到“改正”,有两个特殊性。一是50年代始,他多次上访控诉上海文教界人士,开罪了上下左右很多人;后以“诽谤罪”被判刑6年。二是他当年和后来,始终不认错、不检讨,也不顾毛主席、陈毅点名批评,始终鸣冤叫屈,态度顽劣而强硬。再加上毛主席给他定了“带进棺材”的性。所以上海组织方面,就将他列入不予改正的少数人群。

据说狂儒孙大雨曾经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大意是:当年你说过一句话,中国不反右,千百万人口要落地。这句话你是说错的。中国有了反右,才有了文革,千百万人头落地。刘少奇的人头落了地,彭德怀的人头落了地,你的人头也差点落地。

转机出现在孙大雨的“申诉”,意外得到胡乔木的同情和帮助。1933年下半年至1935年,胡乔木在浙江大学外语系学习期间,孙大雨曾一度在外语系教英国文学,有短暂的“师生缘”。胡乔木在不同场合,多次和上海有关领导沟通,为推动解决孙大雨“纠正”这一历史疑难冤案,费了不少口舌。在此期间,胡耀邦对有关部门关于孙大雨纠正案的报告,也给了良性批示。由于有“二胡”的高层过问,孙大雨案终于在1983年获“纠正”。成为最后一名甄别纠正的“右派”。纠正后,孙大雨仍在华东师大任教,1997年1月5日病逝,享年92岁。

其人其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过《孙大雨评传》(作者:黄健、雷水莲)比较完整写出了孙大雨一身其事。附转百度几篇文章,供读友管窥一斑。

孙大雨――被毛泽东三次钦点的右派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市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为如火如荼的反右斗争擂鼓助威。后来,这次讲话以《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为标题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毛泽东三次炮轰孙大雨:在谈到民主党派应该走什么样的路线这个大是大非问题时,毛泽东严厉质问“是走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陈仁炳、彭文应、陆治、孙大雨那种反革命路线,还是走什么路线?”;在谈到知识分子的动摇性时,毛泽东以不屑的口吻批判了知识分子的无知“在这个方面,知识多的是工人,是农民里头的半无产阶级。什么孙大雨那一套,他们一看就知道不对。你看谁人知识高呀?还是那些不大识字的人,他们知识高。决定大局,决定大方向,要请无产阶级?!?;在发言的最后,毛泽东还念念不忘孙大雨“象孙大雨这种人,如果他顽固得很,不愿意改,也就算了。我们现在有许多事情要办,如果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么得了呀!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带到棺材里头去见阎王?!?/span>

这个被正如日中天的伟大领袖三度“钦点”的人物究竟是何方神圣?

此时的孙大雨是复旦大学教授,是著名的翻译家和莎士比亚研究权威。当时有这样一种说法“中国只有一个半莎士比亚专家,孙大雨算是一个,其他加起来只能算半个?!?/span>

垂暮之年,历经磨难的孙先生以为中国文化续薪火为己任,把汉魏乐府、楚辞、唐宋各大家诗词按照英国古典十四行诗的韵律,翻译成英文。又把莎士比亚的剧作, 尽量按照其固有的英国古典十四行诗的格律译成汉语。他说,“这个工作只有我来做,因为既精通桑纳特的格律,又精通中国古典诗词格律的人,中英两国,恐怕除我以外已经没有别人了?!?/span>

那么,他又是如何落入毛泽东的法眼呢?

1946年,经罗隆基介绍,孙大雨加入民盟。这年8月,受周恩来委托,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志让发起成立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该组织是中共的外围组织,由中共通过李正文、曹朱风等党员来直接领导。1947年春,孙大雨经同学彭文应介绍加入该组织并担任干事。

1947年7月,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魏特曼将军来中国调处国共两党纷争,孙大雨起草了致魏德迈的公开信并以上海大学教授联合会主席身份递交向美方,揭露蒋政权的独裁凶暴、贪赃枉法等罪恶行径,要求美国停止援蒋。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的当天,大教联改选干事。然而原任干事的民盟盟员全部落选,原干事会代主席孙大雨也仅被选为候补干事,引起了部分民盟盟员的不满,孙大雨斥责为“过河拆桥”。自此,孙大雨和左派知识分子结下了梁子。

和许多自由知识分子一样,孙大雨加入民盟、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和腐败,完全是基于他对现实的不满,并不代表他可以对中共言听计从,俯首称臣。他曾说“毛主席不是民盟的主席,为什么要喊毛主席万岁呢?”

尽管如此,因为自己的民盟身份和在反对国民党腐败中的积极表现,建国初期的一段时间,中共对对于孙大雨还是比较信任的,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还让他当了小组长。这个官儿虽然不能算大,却也表示领导上对他的信任,因为大部分教师都处于被审查地位,所以小组长的位置也就显得相当的突出了。

1954年,他参加民盟组织的视察污水处理问题,恰巧污水处理厂旁边有个无线电台。孙大雨说在那里建厂不合适。旁人说这是苏联专家的意见。孙大雨接着问苏联专家知道这里有无线电台吗?对方回答说他不知道。孙大雨接着说,不向对方讲明情况,那是你们的错。他接着说“你们把苏联专家的话当作圣旨。你们学习苏联学习错了?!?“我认为学习苏联必须深入细致地考虑正面、反面甚至完全否定的意见。学习苏联必须有苏联那样的条件,没有那样的条件,学习是不行的?!本褪钦庋患虻サ氖虑?,到了肃反运动中,就变成他讲苏联专家造的发电厂发不出电。

1954年9月, 孙大雨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召开的会议上批评了复旦大学前党委书记李正文, 说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打击报复。而这个李正文,正是当初主导大教联改选的军代表,两人间的不睦自有渊源。1955年2月,他又写信给上海市长陈毅,对一些人提出批评。陈毅收到信,约他谈话,批评了他。在场的一些人也批评他,柯庆施说他钻牛角尖。市高教局长陈其五说他反党、反政府。

1956年4月,在毛泽东批评了那种“认为苏联的东西都好,一切照搬,不应当搬的也搬来了不少”之后,政治风向有所变化。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魏文伯对孙说,肃反里搞你反对学习苏联,你基本上是对的,他们错了。关于反对苏联专家一事也算尘埃落定了,孙大雨也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然而,意在“引蛇出洞”的百家争鸣开始后,孙大雨多次在各种座谈会上发言, 诉说自己在肃反运动中遭到的冤屈。1956年12月他在上海市政协会议上发言,把陈其五、原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李正文、复旦大学现任党委书记杨西光、市高教局主任曹未风、复旦大学教授苏步青、陈望道、章靳以、漆琪生等人说成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把这些人在肃反运动中和运动前后对他的打击都说成是反革命活动。

在复旦大学组织的整风运动座谈会的上,他咄咄逼人的发言“我现在根据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同时为了党搞好整风运动,也为了党团结许多高、中级知识分子,请求党和政府指定上海市委高教科学部、高教局以及从前华东高教部的实际负责人,连同上海各高等学校当时党委负责人、党支书等,把他们在三反、思想改造,肃反三个运动中的一些情况,分别作出一个详细具体的书面交代,并加以公布,究竟为什么把有些人作为重点对象?有什么原则?有什么根据?

不仅如此,他还几次向毛泽东周恩来写信,检举这些他所说的反革命分子。他几次提出的反革命分子名单, 最后累计数达到六十多人, 其中还包括著名民主人士史良和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

孙大雨如此四面出击,借鸣放之名行报复之实的做法掀起了轩然大波,就连《人民日报》也发表了《孙大雨如此谈整风》的文章,抨击孙大雨飞扬跋扈的霸道作风。陈其五、杨西光、李正文等16人联名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递交投诉状,告他的诽谤罪。孙大雨被判入狱六年。

对于这件事,三十年后,孙大雨是这样解释的:从五十年代初民主改革开始,接连几年,他们一直说我反动、反共。反动、反共,当然就是反革命。他们可以说我是反革命,我为什么不可以说他们是反革命。再说,我明明不是反革命,他们却说我是反革命,这就说明他们是反革命?;灰恢炙捣?,我们这叫做对骂。俗话说,相打无好拳,相骂无好话,怎么说得上是诬告呢。打个比方,两个人吵架,有人骂了娘,骂娘当然是不文明的,但总不能说,骂娘的人就是企图强奸犯吧。

在谈到他为何指责原上海市的副市长潘汉年是“反革命”时。孙大雨说,因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亲耳听到潘汉年在一次报告中说:“解放后的中国,少了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根本无所谓。就是把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枪毙也没有甚么了不起?!?孙大雨认为,在任何健全的社会中,知识分子都是中流砥柱,是国宝。在革命胜利后的“新社会”中,敢于宣言“杀光知识分子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人,自然就是“反革命”。

生活中,我也遇到过孙大雨这样性格的人。哪怕芝麻大一点不快伤害了自己,却也耿耿于怀,念念不忘。总是伺机报复,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

他的女儿曾感叹道:“要不是由于从50年代末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漫长时期他屡遭不幸、备受迫害,他的著译应比现在更多一些。每想及此,总使我们晚辈扼腕叹息不已?!比绱隧霰乇?,处处树敌的行为,不消说在波谲云诡、此起彼伏的政治风云中四面楚歌、孤立无援。即便在风轻云淡的闲适岁月也少有盟友。孙大雨的不幸,有时代的因素,更多的则是他性情中的“悲剧因子”使然。

孙大雨一生孤傲狷介,而且这个性格一生都未曾改变。用好友沈从文的话说是“狂放,骄傲”。用他女儿的话说是“耿介”。

1928年,他在耶鲁大学研究院修英国文学时成绩优异,按理应得到校方的奖学金,但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官员却致函美国学校当局,说孙大雨作为清华留美学生有官费助学,不必再给予奖学金。但某些留贿赂官员的留学生却既得了官费又获得了助学金。年轻气盛的孙大雨眼里容不下沙子,于是放弃即将到手的文凭回国以示抗议。因为“他认定奖学金乃因学习优秀所得,清华和使领馆的某些人无端干预、破坏实属无理,不合理之事必须反抗?!?/span>

他曾放言,在中国,搞英国文学的,钱钟书第一,他第二。他自认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很高,中共只有周恩来有资格和他对话。

1985年,耄耋之年的孙大雨在给昔日新月派的战友卞之琳的信中,毫不掩饰他对卞之琳的鄙夷和不屑。在谈到卞之琳对徐志摩的不公时,孙大雨说:“志摩对你很好,引你登上诗坛。你说:‘做人第一,作诗第二’,他做人不行,作诗还可以;你接下来发表一篇文章,说他的诗也不行,不讲‘顿’,没有格律。你又说,你上他的课不到一年,意思是他算不上你的老师。这种原因都是因为你思想认识中毒太深了,以及你太汲汲于名利?!彼纸逯沼胛乓欢啾冉?,藉此批评他的虚伪:“他为人富于正义感,极正派,极厌恶弄虚作假,跟你和何其芳的作风迥不相同?!?/span>

如果说对待政治上的对手穷追猛打,寸步不让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对待朋友也是如此的锋芒毕露,剑拔弩张确实匪夷所思。这和莎士比亚的“爱所有的人,信任一部分人,别伤害任何人”仁慈博爱之心真有霄壤之别。心学之而身不能行之,悲矣!

多舛的命运和褊狭的性情难掩他率真坦诚的赤子底色。孙大雨不矫揉造作,不为尊者讳,不惟命是从。

1970年代,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时,有人让他模仿《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写一份《孙大雨投降书》。第二天开批斗会时,他认认真真地把几张写在手纸上的东西交了上去。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不严肃,他冷冷地回复,现在只有手纸可用。当看到《孙大雨投降表》的题目时,狱方更是困惑不解,直骂孙大雨不听从命令。孙大雨慢条斯理地解释道:“书”是上级写给下级的,而若自下而上,自鄙而尊的书写,只能称作“表”,比如《古文观止》中就有著名的《陈情表》。对方碰了一鼻子灰,无言以答。

晚年有朋友要他拿当年的毛泽东先生和今天的邓小平先生相比时, 孙大雨歪着头,翻了翻眼白,不假思索地说:那当然是邓比毛好,毛抓我进去,是邓放我出来的。

据说,他曾给邓小平先生写过一封信,大意是当年你说过一句话,中国不反右,千百万人头要落地,这句话你是说错的。中国正是有了反右,才有了文革,千百万人头落了地。刘少奇的人头落了地,彭德怀的人头落了地,你的人头也差点落地。

这些年来,写过不少和孙大雨先生有过类似经历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性情各异,但每一次,我都心怀悲悯。但对于孙先生,心里总有一种难言的纠结。我惜先生之才学,叹先生之性情,悲先生之命运。

奇特而悲剧的翻译家孙大雨

孙大雨一生的遭际,有时代洪流的裹挟自我,个人无法阻挡的原因,但也有他自身的独特性——从家庭角度来看,孙大雨父亲早逝,母亲独自将他养大,既受宠又聪明,难免滋长了他的骄傲与好胜乃至好斗,这也是促成他后半生悲剧的性格原因。

早年曾迷莎士比亚戏剧,英文不好的我,不足以领会莎翁原著的精微,于是着力搜求国中能看得到的莎士比亚汉译本,来体会其间的妙处与差别。在朱生豪、梁实秋、方平等人之外,最让我注意的是孙大雨。一来他像尝试自己新诗创作一样,竭力与众不同地用音组来翻译莎翁的作品,以期能细达毫芒地展现出莎翁的曼妙来。二是他的人生经历让我特别有兴致想了解他,这源于我搜集整理并编辑《反右史料知见录长编》文献目录,得知他是一位极有名的右派,并在我编辑的史料中罗列了几篇彼时报纸上对他的批评揭发文章,由此总是期望有机会对他有更多的了解。

最近研读黄健、雷水莲的《孙大雨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看到他们花了不少篇幅谈及1949年后孙大雨的生活,并且对他诸般遭遇做了比较深入的发掘,在常?;乇芟质低闯拇切醋髦惺悄训靡患?。在这方面,作者花了不少功夫,有点对史料“竭泽而渔”的精神。不仅采纳了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周策纵《我和孙大雨先生认识的经过》、严祖佑《教授风骨——狱友孙大雨》、孙近仁、孙佳始《耿介清正——孙大雨纪传》、黄昌勇《孙大雨传略》、右派难友李梧龄《泣血年华》、叶永烈《沉重的1957》等历史及回忆录性文献,而且像我所搜罗的彼时批评孙大雨的报章文章,这样发表在网络上的资料他们也注意到了,还补充了我未曾寓目的1957年19期《新华》半月刊刊载的《孙大雨面红耳赤丑态毕露》(p.188)。

如果孙大雨只是像一般右派那样有着曲折的苦难经历,只是最终活着看到自己被“平反”,从而完成一种苦尽甘来的“大团圆似叙事”,那么对我这样见此种史料与听说此种故事比较多的人来说,并不觉得稀奇,吸引力不大。那到底是什么因由吸引我来写这篇文章呢?希望下面的言说是个令你也觉得有意思的角度与回答。

孙大雨的青年与晚年

孙大雨出生于1905年,五四运动时正在读中学,这一代人所受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我所翻读喻天舒《五四文学思想主流与基督教文化》、杨剑龙《“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文化思潮》与《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刘丽霞《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等书来看,侧重点各不同,但所涉作家无非是那几个比较出名的基督徒作家如冰心、许地山、林语堂、老舍等——至于他们有没有教会生活,及后来有人甚至否认自己是基督徒,那是另题,暂不讨论——间或涉及鲁迅、茅盾、巴金、沈从文等人作品中关涉基督教的一鳞半爪,自然没有人提到孙大雨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新月派诗人群体,无论早期的国家主义者与后来的民族主义者闻一多,或是自由主义者如徐志摩、梁实秋等,还是自由而偏左派的孙大雨(他与朱湘、饶孟侃、杨子惠被诗界称为“清华四子”)等人,都是一群沐浴欧风美雨的留学生。这些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不言而喻,泛化意义上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也相当有可能,但从经历与创作上看,可以直接肯定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人,孙大雨是最为明确的一位。

十三岁以前的孙大雨因父亲作为顶梁柱在家庭里的支撑,专门请私塾老师来家中教他读《论语》《孟子》《大学》等传统典籍,且在九岁时亦开始学英语,孙大雨都学得不错??上晔备盖撞」?,家中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来源。但其母想到儿子学习不错,在十四时将孙大雨送到收费相当低廉的上海青年会附属小学读书,接着上初中,直到1922年在青年会的教会学校完成高中学业,考入清华学堂为止。

上海青年会中学由上海青年会1901年创办,老师多聘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一些知名人士也到此授过课,如曾虚白、邹韬奋、洪深等。(p.13)青年会受自由神学影响,把益人看得比荣神更重要,所以思想新派到与社会上的新思潮,并无太大的分别。孙大雨在学校创办的《学生呼》杂志上撰写鼓吹进化论的言论,同时他还将相似的言论写成一封信寄给校长,校长看了大约觉得有挑衅的意味,自然生气,准备开除他?!暗锎笥瓴⒉晃肪?,而是给校长又写了一封信,声言若因批评学校而开除学生,就要在报纸上写文章与校长进行公开辩论。慑于‘五四’新文化、新思潮蓬勃发展的形势,校方只好派副校长赶到孙家,收回了开除通知,并请孙母阻止孙大雨在报上写文章?!保╬.18)因作者没有公布资料来源,不能说此事必有,也许是事后追忆所致。但揣度当时系非基运动爆发前夕,教会学校有这样的风气,亦属情理之中。

到了清华学堂,孙大雨就更是如鱼得水,由于经常读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莎士比亚、弥尔顿、雪莱等人的诗歌,使得他此前即有诗作发表——1920年5月15日曾有20行短诗《海船》刊载于《少年中国》第一卷11期上——的诗情更加勃发旺盛。在他这个时期刊发出来的诗作中,有一首1922年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的小诗《水》,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水呀!你是何等清洁可爱,

你是至公无私的救主!

你能洗涤一切尘垢污泥,

能救人于危急——渴极。

江河大海是你的形体,

荒山深谷有你的踪迹,

冰霜雨雪是你的变相。

不信贫的,富的;贱的,贵的;弱的,强的;

小的,大的;你都一样待遇,

没有一些儿分别。

总之,你是普遍公平……

《孙大雨评传》的作者说,“全诗始终透露出对公平、平等意识的渴望和赞美”(p.25),他们仿佛一点都没有看出这有基督教文化的因子与影响。把水比作神自然是泛神论的影响,因作为受造物的水等一切事物,不可能给出作者所说的这些东西,也没有这一系列的特性,这只不过是人文主义意义上对水是生命之源的现象性表达。但从这话语外在包裹来看,应是从基督教而来无疑,是对造物主非位格性模仿表达无疑。我没读过《孙大雨诗文集》,不知他的其他诗文里,是否还有像《水》这样的小诗,倘若有,那是值得做个案分析的。

1986年9月,徐开垒访孙大雨

孙大雨算是五四文化之子,复以欧风美雨的熏沐,其对个人自由的追求,自然是比他的许多同胞高出不少。但以人本为中心的自由追求,很容易滑向人就是最高目的乃至以上帝自况而不自知。如此境况下,对人性幽暗的深入洞察,对无知之幕与人之致命致负的认识,无疑有不能洞达的死穴,即人追求自由最终带来的是无所不在的奴役,孙大雨后半生遭遇无疑应作如是观。

1947年春,孙大雨经清华同班同学彭文应的引荐,参加了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按蠼塘笔怯稍粞拦?、德国的法学家张志让牵头,并接受周恩来指示,于1946年夏天成立的一个共产党外围组织,被共产党视为打败国民党的“第二条战线”。参加的教授们由地下共产党员李正文、曹未风等人来直接领导,孙大雨是其中很积极的参加者,其主要活动当然是反对国民党,支持学运,还被选为干事,曾任代理干事会主席。但这一切在1949年5月上海甫一易手后的几天,就出现了让孙大雨不痛快的结果,代理干事会主席不用说,不能代理了,就是干事也被拿掉。后来为了照顾他的情绪与统战的需要,把他增补为“后补干事”。这事如果到此为止也就罢了,可孙大雨似乎“不识时务”,以致此事直接成了他后半生苦难遭遇的导火绳。

孙大雨性情固执,对一些事情很较真,他认为“大教联”在上海易手后的改选,是有预谋的、非法的、过河拆桥的,因此与后来成为他直接领导——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李正文等人有了化解不开的冲突。于是他不停写信与告状,甚至发展到用以牙还牙的办法——别人说他是反革命,他也到处说那些认为他是反革命的人是反革命——去“鸡蛋碰石头”,或许他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整个中国少有的著名“上访户”,不停上访的结局是成了著名的右派,反革命分子,坐牢两次达数年之久,身心遭受重创。

1949年8月5日至9月15日孙大雨先后两次给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与副总理董必武写信,谓“大教联”的改选是被“小集团”操纵了,还竭力陈述自己参与地下斗争的事迹,并附上他参加斗争所草拟的有关声明文件资料共二十余件。孙大雨当然不知道这样的改选,不是什么“小集团”的操纵,而是官方“革命斗争”的需要,即必须把“大教联”这样有一定行动能力的组织,严格把控在自己人手上,以便应对政权才到手的复杂局面,哪能再由孙大雨这样的“民主人士”当代理干事会主席呢?给你增补为“后补干事”,你就应该知足了。你可以说孙大雨是诗人,看不懂“革命形势”,但他在美国习政治学的清华同学彭文应、王造时也未能看懂,这说明“革命形势”高妙到一个地步,是英美政治学和自由左派洞也穿不了的,因为政治学不等于政治术也。

1952年2月,在思想改造与三反五反中,查究一件造谣污蔑案件时,孙大雨被打击了五个月,同时被裭夺了曾经再三要求担任的外文系系主任职务,这使得他与李正文的冲突进一步恶化。1953年许广平作为政协华东视察组领导人到上海视察时,就组织包括孙大雨在内的教授座谈,对孙反映的情况进行核实。同时高教部副部长曾昭抡到上海调查,并由上海市委党校工作部部长兼高教局局长陈其五主持,召开了与“大教联”改选一事有关的十八名当事人参加的会议?;岷蠡滞痴讲炕棺⒘恕豆赜谒锎笥晡侍獾淖盖榭觥?,说孙大雨等人和李正文之间是误会,他们是一条心,只是改选时“对孙大雨照顾不够是一个缺点”。官方当然要坚持李正文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李才是真正的自己人,但又要照顾一下孙大雨等著名知识人的情绪,于是来了个“和稀泥”的折衷做法。但孙大雨并不买账,他认为曾昭抡、陈其五的劝解是“糊涂官断糊涂事,原被告各打四十大板了事”(p.153)。

不服的孙大雨自然不依不饶地状告下去,1954年他公开批评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李正文在思想改造中对他打击报复,并且重提“大教联” 旧事。同时1955年2月他写信给上海市长陈毅状告李正文等人搞“小集团”,是“反革命集团”,在随后的约谈中,陈毅、柯庆施、陈其五都批评孙大雨钻牛角尖,陈毅说到激动处,批评孙大雨说没有那么多反革命,反而说孙反党反政府,使得孙意气难平。1955年肃反运动如火如荼时,孙大雨花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撰写了一份详细的材料,罗列了六十多名“反革命”,并说这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因为他觉得这些人参与了对他及一些民主人士的迫害。同年10月还写了准备上诉的长达八万多字的申诉书,有股子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气概。

1956年,借到北京参加第二次全国民盟大会之机,孙大雨把自己所写的八万余言上诉材料,以及自己认定的上?!胺锤锩拧奔炀俨牧?,交与民盟领导如罗隆基及一些朋友看,大家都觉得他这样做欠妥。一些被检举的所谓反革命在他们看来并非事实,但孙大雨固执己见。同年12月在上海市政协一届三次全体会议上,孙大雨作了《明辨是非,分清敌我》的长篇发言,再次指控上海党内有“反革命分子”。在接下来召开的上海市二届第一次人代会小组发言上,孙大雨作了与上述相同的发言,直接把上海高教局局长陈其五、前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李正文、复旦大学现任党委书记杨西光、上海市高教局主任曹未风、著名作家靳以、复旦大学教授漆琪生等说成是一个“反革命集团”(p.170)。

反右初起时,复旦大学党委邀请孙大雨发言,他还是痛斥此前的“反革命集团”,1957年6月8日《解放日报》以非常醒目的标题刊出他的发言,题为《孙大雨在会上作长篇发言,指控陈其五杨西光章靳以等都是内部隐藏的反革命分子》(p.174)。孙的结局自然是被毛泽东钦点而打成极右派,蒋丽萍、林伟平所写的《本是同根生》一文里写到谈家桢、苏步青等人因批评动物学家张孟闻,而连带批评孙大雨。而文艺界的巴金、周而复、柯灵、靳以、郭绍虞等联合发言,痛批孙大雨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pp.186—187)。1958年6月4日《文汇报》头版有孙大雨被判刑六年的消息,同一天该报第六版却有郭绍虞的一首诗《歌颂总路线》:“多呀多!百花齐放开朵朵。/快呀快!脑筋一动窍门开。/好呀好!工作先进称英豪。/省呀??!节约那计一星星。/跃进更跃进,/比先进也比干劲。/歌唱吧!/歌唱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闭馑闶峭M?,反右后不同命运在同一天报纸上的交集。

《孙大雨评传》,黄健、雷水莲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

我们知道有很多人被整,便默然无声,并不反抗;或者说即便反抗,也并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孙大雨却独辟应对彼时困境之蹊径,不过要让人理解他这样的行为也并不容易。难友严祖佑在《教授风骨——狱友孙大雨》一文里说,有次他问孙大雨为何要状告李正文等人为“反革命”时,“我发问后,孙大雨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似乎认为我的提问是多余的,然后不假思索地回答:从50年代初民主改革开始,接连几年他们一直说我反动、反共。反动、反共,当然就是反革命。他们可以说我是反革命,我为什么不可以说他们是反革命。再说我明明不是反革命,他们却说我是反革命,这就说明他们是反革命。孙大雨又说,换一种说法,我们这叫作对骂。俗话说,相打无好拳,相骂无好话,怎么说得上诬告呢?打个比方,两个人骂架,有人骂了娘,骂娘当然是不文明的,但总不能说,骂娘的就是企图强奸吧”(转引自《孙大雨评传》p.158)。

上文“50年代初民主改革”一说,要么是孙大雨误说,要么是严祖佑误记,因为此说是共产党上个世纪50年代治理少数民族地区才有的术语,应该是“50年代初思想改造(或三反五反)”才准确。从孙大雨的回击来看,既有法理困境也有伦理困扰,但孙的回应并非完全无法解释。孙大雨上大学以前受教于教会学校,若是他片面地理解教义,《圣经》中也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说法,拿来在实际生活中运用,自然会走样。但他几乎不受教会生活与基督教教义的影响,他认同进化论,也不认同人是全然败坏的罪人,否则他绝不会身上充斥着不少道德自义,导致细大不捐的事,必争输赢,乃至到了不乏睚眦必报的地步。从上以的回应来看,或许他状告一批人集合成“反革命集团”,在他看来属于法律上的“正当防卫”。不过,这表明孙大雨对具体与他冲突的人不信任,对法律(当时连法律条文尚不健全)也丧失了一定信心,倒是相信越级上访的人治,这说明了他的天真与无奈。天真就是从“大教联”改选的失宠,到后来的争宠——按具体情形来看,共产党一直对他还算客气与隐忍,在反右以前让其当过复旦大学外文系系主任,当上海市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等——与那些奔赴延安的人比老资格,将一系列人举报成“反革命集团”,打击面太大,树敌过多,从而为他后来的第一次被判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官方看来,孙大雨长年累月地写控告信,不听劝阻,令人头疼与厌烦。但得找一个“拿得出手”的罪名,必让那些被其控告者来反戈一击。在反右以前那些被他控告的人,大多至少表面上还在隐忍,到了有机会挟反右之风雷回击的时候,那当然是“天助”他们,故集体起诉孙大雨诬告他们。1958年6月2日上海法院判处孙大雨六年徒刑,并在6月4日号的《文汇报》上以“伸张正义维护国家法纪 上海法院判处孙大雨徒刑六年”的标题,于该报头版右下角刊出。这篇近千字的新闻区为六段,中间四段陈述法院判决的事实,开头一段是“一再捏造事实,诬告诽谤我党、政机关负责人及教育界人士为反革命分子的孙大雨,前天被判处徒刑六年”,最后一段为“这个判决宣布以后,出席旁听的复旦大学师生及其他旁听群众,长时间的热烈鼓掌,拥护这个公正的判决”。

《文汇报》关于孙大雨的报道

《文汇报》关于孙大雨报道的具体内容

判决新闻中间四段大体描述孙大雨状告的细节,黄健、雷水莲比较详尽的《孙大雨评传》里没有涉猎——不知孙大雨的女婿孙近仁、女儿孙佳始所写《耿介清正——孙大雨纪传》一书是否写有,因没有读过,不敢断定。但鉴于黄、雷二人引用二孙本的内容不少,未涉及此,我初步断定二孙本也没有提到这个判决新闻的细节——为使孙大雨遭难被判决的诸多细节,让人有所了解,对此内容多说几句。判决中说1952年复旦展开三反五反运动,孙大雨即开始说李正文是“CC公馆派”留在复旦的头子,在思想改造中说当时正领导思想改造的李正文为文化系统特务与地主恶霸分子,“并污蔑善意帮助他进行思想检查的杨岂深、李振麟、全增嘏等人为反革命‘CC公馆派’分子”。所谓“CC公馆派”是指国民党大佬陈立夫、陈果夫二人为中心的派系,这样的罪名在彼时可谓罪大恶极。

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后,孙大雨写了八万多字的控告书,“向中共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机关负责人,诬告上海市高教局局长陈其五、复旦大学副校长兼党委书记杨西光、复旦大学副校长苏步青等人为潘汉年反革命集团在文教单位的重要分子;诬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志让、上海市高教局处长曹未风、复旦大学教授漆琪生等人为特务分子;诬告复旦大学教授全增嘏、副教授杨岂深等为反革命‘CC公馆派’分子等共达五十余人”。反右时孙大雨除继续指控上面一些人为反革命外,还指司法部部长史良、上海市副市长兼新闻日报社社长金仲华为反革命分子,并指《解放日报》和《新闻日报》里有反革命集团。

被孙大雨指为反革命分子的人,大约很多与他是有过节的。除有些人说孙是反革命分子外,新闻透露出来的信息中,其间过节可以大致分析出来。比如所谓善意帮助他进行思想检查的杨岂深、全增嘏、李振麟等人,或许只是提意见与建议,但凡是对历次运动有体会或者是有研究的人来说,知道这“善意帮助”并不好受。像陈垣那样公开写信劝胡适回来的“善意”算是文明的了,但1949年的善意帮助检查,恐怕就没有这样和风细雨了。至于张志让被指为反革命,显然与他曾是“大教联”创始人,又在高院副院长重要位置不帮孙说话,甚至说了不利于孙的话,不能伸张法律正义(史良被孙指为反革命或为同样理由)有关。为何张志让与史良没有位列共同起诉孙大雨诽谤罪的大名单中,大约是因他们在高院与司法部领导位置,于法理来讲,还是要有所回避。当然也许是他们觉得自己位高权重,不必在意他的污蔑,没必要起诉他。而《解放日报》和《新闻日报》被指有反革命集团,其中金仲华也被指反革命,或者在孙大雨看来两家报社有偏袒性或者不实报道。

大约是孙大雨这个案子影响不小,只给出个一千字的判决新闻,难免使人觉得整他的嫌疑太过明显。于是1958年8月7日《文汇报》与《解放日报》以醒目的标题刊载十六人起诉孙大雨诽谤罪的全文控诉状??馗媸掠伞拔厮咚锎笥晡苊锓贪?、蓄意陷害好人,请依法侦查,提起公诉”、“被控诉人孙大雨,自解放以来,处心积虑,多次捏造事实,一再肆意诬指公开诽旁控诉人等为反革命,企图陷害成罪。最近以来,孙大雨更假借帮助共产党整风为名,变本加厉,又大肆公开诽谤,其用心之险恶,令人忍无可忍。为此特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控诉”。提出诽谤指控的十六人,除了少部分如职工代表等是官方有意安排外,大约都被孙大雨诬告过,相当有来头。如陈其五(上海市高教局局长)、杨西光(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李正文(高教部副司长)、苏步青(复旦大学副校长)、章靳以(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漆琪生(复旦大学教授)、全增嘏(复旦大学教授)、曹未风(上海高教局副处长)、杨岂深(复旦大学副教授)、李振麟(复旦大学教授)、徐燕谋(复旦大学教授)、程雨民(复旦大学讲师)、谢受康(复旦大学学生处副处长)、龙文佩(复旦大学助教)、雷兰(《解放日报》职工代表)、鲁平(《解放日报》职工代表)。(见叶永烈《反右派史末》一书,转引自《孙大雨评传》pp.192—193)

其实孙大雨对他的朋友与同学是有很深感情的,如对落难的清华同学彭文应,对曾经的狱友严祖佑都有关照。但他为人直到容不得沙子,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这往往也是道德自义者容易做的事,因为不明白每个人都是全然败坏的罪人。同时这样的性格,也难免犯下《圣经》中所说的,只见别人眼中的刺,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的事。鉴于他曾经就读教会中小学,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自然也不理解宽容的真义,自己并不是真理在握的审判者,就更有理由为他的人生叹息。一个“大教联”选举事件,就奠定了孙大雨人生后半生的悲剧基调——黄昌勇的《孙大雨传略》、孙近仁、孙佳始的《耿介清正——孙大雨纪传》里都有相当剀切的分析——说明他的固执有时到了狭隘的地步。但这并不是要为那些整他的人与制度辩护,不说别的,单就平等与公义来讲,不认识至高者,哪能得到真正的公平正义呢?

孙大雨于文革中再度遭受牢狱之灾,那几乎是他此前命运的逻辑顺延,关于此点,《孙大雨评传》已写得相当充分。孙大雨一生的遭际,有时代洪流的裹挟自我,个人无法阻挡的原因,但也有他自身的独特性——从家庭角度来看,孙大雨父亲早逝,母亲独自将他养大,既受宠又聪明,难免滋长了他的骄傲与好胜乃至好斗,这也是促成他后半生悲剧的性格原因——这样的独特性,在我所了解的文化人中是相当少见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对右派群体算是花了不少精力去了解并加以研究,但很少发现像他这样的“奋起反击”而遭难的,此种“特殊性”也令人不胜唏嘘。好在他足够高寿,晚年总算过了十几年相对平安的日子,完成了一些自己想做的翻译工作。

孙大雨

往事悠悠,何堪回首,唯一声长叹.........................................

附录

毛泽东1957年7月9日讲话《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三月间,我在这个地方同党内的一些干部讲过一次话。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百天了。这一百天,时局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觉悟有所提高,而且是相当大的提高。当时我们就料到这些事情了。比如,我在这里说过,人家批评起来,就是说火一烧起来,岂不是疼吗?要硬着头皮顶住。人这个地方叫头,头有一张皮,叫头皮。硬着头皮顶住,就是你批评我,我就硬着头皮听,听一个时期,然后加以分析,加以答复,说得对的就接受,说得不对的加以批评。  我们总要相信,全世界也好,我们中国也好,多数人是好人。所谓多数人,不是百分之五十一的人,而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在我国六亿人口中,工人、农民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共产党里,青年团里,民主党派里,学生和知识分子里,多数人总是好人。他们的心总是善良的,是诚实的,不是狡猾的,不是别有用心的。应当承认这一点。这是每一次运动都证明了的。比如这一次,拿学生来说,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什么叫百分之一、二、三呢?就是坚决的骨干分子,经常闹的,闹得天翻地覆的,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不到百分之一。另外百分之一、二的人,是为他们拍掌的,拥护他们的。  放火烧身可不容易。现在听说你们这个地方有些同志后悔了,感到没有放得厉害。我看上海放得差不多了,就是有点不够,有点不过痛,早知这么妙,何不大放特放呢?让那些毒草长嘛,让那些牛鬼蛇神出台嘛,你怕他干什么呢?三月份那个时候我就讲不要怕。我们党里头有些同志,就是怕天下大乱。我说,这些同志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就是没有看见大局面,就是没有估计到大多数人,即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好人。不要怕群众,他们是跟我们一块的。他们可以骂我们,但是他们不用拳头打我们。右派只有极少数,象刚才讲的北京大学,只有百分之一、二、三。这是讲学生。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左派也有百分之十左右。这两方面旗鼓相当。中间派占百分之八十左右。有什么可怕呢?我们有些同志, 就有那么一些人怕, 又怕房子塌下来,又怕天塌下来。从古以来,只有“杞人忧天”,就是那个河南人怕天塌下来。除了他以外,从来就没有人怕天塌下来的。至于房子,我看这个房子不会塌下来,刚刚砌了不好久嘛,怎么那么容易塌下来呢? 总而言之,无论什么地方,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我们的朋友、同志,不要怕。怎么怕群众呢?怕群众是没有道理的。什么叫领导人物呢?小组长、班长、支部书记、学校里头的校长、党委书记,都是领导人物,还有柯庆施同志,我也算一个。我们这些人总是有那么一点政治资本,就是替人民多少做了一点事。现在把火放起来烧,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希望把我们的同志烧好。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有一点毛病,那有没有毛病的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总要讲错一点话,办错一点事,就是什么官僚主义之类。这些东西往往是不自觉的?!∫ㄆ凇胺呕稹?。以后怎么搞呀?你们觉得以后是一年烧一次,还是三年烧一次?我看至少是象闰年、闰月一样,三年一闯,五年再闯,一个五年计划里头至少搞两次。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不是讲锻炼吗?锻者就是锤打,炼就是在高炉里头炼铁,平炉里头炼钢。钢炼出来要锻。现在锻要拿汽锤锻。那个锻可厉害哩!我们人也要锻炼。有些同志,你问他赞成不赞成锻炼,那他是很赞成的,“啊,我有缺点,很想去锻炼一下”。人人都说要锻炼一番。平常讲锻炼,那舒服得很,真正要锻炼了,真正要拿汽锤给他一锻,他就不干了,吓倒了。这一回就是一次锻炼。一个时期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就是两股风来吹:一是大多数好人,他们贴大字报,讲共产党有缺点,要改;另外是极少数右派,他们是攻击我们的。两方面进攻的是一个方向。但是多数人的进攻是应当的,攻得对。这对我们是一种锻炼。右派的进攻,对我们也是一种锻炼。真正讲锻炼,这一回还是要感谢右派。对我们党,对广大群众,对工人阶级、农民、青年学生以及民主党派,右派给的教育最大。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些右派,这些右派是要打倒我们的。对这些右派,现在我们正在围剿?!∥颐堑母锩侨嗣竦母锩?,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六亿人民的革命,是人民的事业。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的事业。那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右派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走那一个方向呢?走这边就是社会主义,走那边就是资本主义。右派就是要倒转这个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条,要搞社会主义,谁人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是共产党领导,还是那些资产阶级右派来领导?右派说不要共产党领导。我看这一回是一次大辩论,就是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大辩论。辩论一次好。这些问题没有辩论过。  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从清朝末年起,到辛亥革命、反袁世凯、北伐战争、抗日战争,都是经过辩论的。要不要抗日?一派人是唯武器论,说中国的枪不够,不能抗;另外一派人说不怕,还是人为主,武器不如人,还是可以打。后头接着来的解放战争,也是经过辩论的。重庆的谈判,重庆的旧政协,南京的谈判,都是辩论。蒋介石对我们的意见,对人民的意见,一概都不听,他要打仗。打的结果,他打输了。所以,那一场民主革命是经过辩论的,经过长时期精神准备的。  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在六、七年之内,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者个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基本上完成了。但是人的改造,虽然也改造了一些,那就还差。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单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机关、意识形态。比如报纸,这是属于意识形态范围的。有人说,报纸没有阶级性,报纸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话就讲得不对了。至少在帝国主义消灭以前,报纸,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是要反映阶级关系的。学校教育,文学艺术,都是意识形态,都是上层建筑,都是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办报纸的,唯心论最多。你们不要以为只是社会科学方面唯心论多,自然科学方面也有许多唯心论。搞自然科学的许多人,世界观是唯心论的。你要说水是什么东西构成的,那他们是唯物论,水是两种元素构成的,他们是照那个实际情形办事的。你要讲社会怎么改造,那他们是唯心论。我们说整风是要整好共产党,他们中间一些人说要消灭共产党。这一回暴露了这么一些情形。  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有那么几个星期,硬着头皮,把耳朵扯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而且不通知团员,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不通知支部委员会,让他们混战一场,各人自己打主意。学校的党委、总支里头混进来一些敌人,清华大学党委的委员里就有敌人。你这里一开会,他就告诉敌人了,这叫做“起义分子”。不是有起义将军吗?这是“起义文人”。这一件事,敌人和我们两方面都高兴。在敌人方面,看见共产党员“起义”了,共产党要“崩?!绷?,他们很高兴。这一回崩溃了多少呀?上海不晓得,北京学校的党员大概是崩溃了百分之五,团员崩溃得多一点,也许百分之十,或者还多一点。这种崩溃,我说是天公地道。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也好,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也好,总而言之,崩溃了我就高兴得很。你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满脑子唯心论,你钻进共产党、青年团里头,名为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反共产主义,或者是动摇分子。所以,在我们方面,看见“起义”的,我们也高兴。那一年清党、清团清得这么干净呀?他自己跑出去了,不要我们清理。但是,现在的情况变了,反过来了。我们把右派一包围,许多跟右派有联系但并非右派的人起来一揭露,他不“起义”了。现在右派不好混了,有一些右派起义了。我三月在这里讲话以后,一百天工夫,时局起了这样大的变化?!≌獯畏从遗啥氛男灾?,主要是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有各种形式,这次主要是政治斗争,不是军事斗争,不是经济斗争。思想斗争的成份有没有呢?有,但是我看政治斗争占主要成份。思想斗争主要还在下一阶段,那要和风细雨。共产党整风,青年团整风,是思想斗争。要提高一步,真正学点马克思主义。要真正互相帮助。有什么缺点,主观主义有一点没有呀?官僚主义有一点没有呀?我们要真正用脑筋想一想,写一点笔记,搞那么几个月,把马克思主义水平、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提高一步?!》椿饔遗梢残砘挂甘?,还要个把月。右派言论尽这样在报纸上登,今年登一年,明年登一年,后年登一年,那也不好办事。右派就那么多,右派言论登的差不多了,也没有那么多东西登嘛。以后就阴登一点,阳登一点,有就登一点,没有就不登。我看七月还是反击右派紧张的一个月。右派最喜欢急风暴雨,最不喜欢和风细雨。我们不是提倡和风细雨吗?他们说,和风细雨,黄梅雨天天下,秧烂掉,就要闹饥荒,不如急风暴雨。你们上海不是有那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叫《乌“昼”啼》吗?那个“乌鸦”他提此一议。他们还说,你们共产党就不公道,你们从前整我们就是急风暴雨,现在你们整自己就和风细雨了。其实,我们从前搞思想改造,包括批评胡适、梁漱溟,我们党内下的指示都是要和风细雨的。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曲折的。比如走路,总是这么弯弯曲曲走的。莫干山你们去过没有呀?上下都是一十八盘。社会的运动总是采取螺旋形前进的。现在,右派还要挖,不能松劲,还是急风暴雨。因为他们来了个急风暴雨,这好象是我们报复他们。这个时候,右派才晓得和风细雨的好处。他看见那里有一根草就想抓,因为他要沉下去了。好比黄浦江里将要淹死的人一样, 那怕是一根稻草, 他都想抓。我看,那个“乌鸦”现在是很欢迎和风细雨了。现在是暴雨天,过了七月,到了八月那个时候就可以和风细雨了,因为没有多少东西挖了嘛?!∮遗墒呛芎玫姆疵娼淘?。我们中国历来如此,有正面的教员,有反面的教员。人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第一个大好的反面教员。从前还有清政府,有袁世凯,有北洋军阀,后头有蒋介石,都是我们很好的反面教员。没有他们,中国人民教育不过来,单是共产党来当正面教员还不够。现在也是一样。我们有许多话他们不听。所谓不听,是什么人不听呢?是许多中间人士不听,特别是右派不听。中间人士将信将疑。右派根本不听,许多话我们都跟他们讲了的,但是他们不听,另外搞一套。比如我们主张“团结——批评——团结”,他们就不听。我们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他们又不听。我们讲要民主集中制,要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又不听。我们讲要联合社会主义各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他们也不听。总而言之,这些东西都讲过的,他们都不听?;褂幸惶跛翘乇鸩惶?,就是说毒草要锄掉。牛鬼蛇神让它出来,然后展览,展览之后,大家说牛鬼蛇神不好,要打倒。毒草让它出来,然后锄掉,锄倒可以作肥料。这些话讲过没有呢?还不是讲过吗?毒草还是要出来。农民每年都跟那些草讲,就是每年都要锄它几次,那个草根本不听,它还要长。锄了一万年,草还要长,一万万年,还是要长。右派不怕锄,因为我讲话那个时候,不过是讲要锄草,并没有动手锄;而且他们认为自己并非毒草,是香花,我们这些人是毒草,他们并不是应当锄掉的,而要把我们锄掉。他们就没有想到,他们正是那些应当锄掉的东西?!∠衷诰褪潜缏畚疑媳呓补哪侨鑫侍?。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没有经过充分辩论,党内没有充分辩论,社会上也没有充分辩论。象牛吃草一样,先是呼噜呼噜吞下去,有个袋子装起来,然后又回过头来慢慢嚼。我们在制度方面,首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第二是上层建筑,政治制度也好,意识形态也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没有展开充分辩论。这回经过报纸,经过座谈会,经过大会,经过大字报,就是展开辩论?!〈笞直ㄊ歉龊枚?,我看要传下去??追蜃拥摹堵塾铩反吕戳?,“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等于语言没有阶级性一样。白话没有阶级性,我们这些人演说讲白话,蒋介石也讲白话。现在都不讲文言了,不是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无产阶级讲白话,资产阶级也讲白话。无产阶级可以用大字报,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大字报。我们相信,多数人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的。因此,大字报这个工具有利于无产阶级,不利于资产阶级。一个时候,两三个星期,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好象是利于资产阶级。我们讲硬着头皮顶住,也就是那两三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你们不是讲锻炼吗?有几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这就是锻炼,并非要把你塞到高炉里头去烧?!∮行矶嘀屑淙耸慷∫幌?,这也很好。动摇一下,他们得到了经验。中间派的特点就是动摇,不然为什么叫中间派?这一头是无产阶级,那一头是资产阶级,还有许多中间派,两头小中间大。但是,中间派归根结底是好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资产阶级也想争取他们作同盟军,一个时候他们也有点象。因为中间派也批评我们,但他们是好心的批评。右派看见中间派批评我们,就来捣乱了。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诒,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右派一捣乱,中间派就搞糊涂了。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发源地都是在北京。北京那个地方越乱越好,乱得越透越好。这是一条经验。  刚才讲大字报,这是个方式的问题,是取一种什么形式作战的问题。大字报是作战的武器之一,象步枪、短枪、机关枪这类轻武器。至于飞机、大炮,那大概是《文汇报》之类吧,还有《光明日报》,也还有一些别的报纸。有一个时期,共产党的报纸也登右派言论。我们下了命令,所有右派言论,要照原样登出来。我们运用这种方式,以及其他各种方式,使广大群众从正反两面受到了教育。比如《光明日报》、《文汇报》的工作人员,这次得了很深刻的教育。他们过去分不清什么叫无产阶级报纸,什么叫资产阶级报纸,什么叫社会主义报纸,什么叫资本主义报纸。一个时候,他们的右派领导人把报纸办成资产阶级报纸。这些右派领导人仇恨无产阶级,仇恨社会主义。他们不是把学校引到无产阶级方向,而是要引到资产阶级方向。  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不要改造?他们非常之怕改造,说改造就出那么一种感,叫做“自卑感”,越改就越卑。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应当是越改造越自尊,应当是自尊感,因为是自己觉悟到需要改造。那些人的“阶级觉悟”很高,他们认为他们本身不要改造,相反要改造无产阶级。他们要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我看,多数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经过踌躇、考虑、不大愿意、摇摆这么一些过程,总归是要走到愿意改造。越改造就越觉得需要改造。共产党还在改造,整风就是改造,将来还要整风。你说整了这次风就不整了?整了这次风就没有官僚主义了?只要过两三年,他都忘记了,那个官僚主义又来了。人就有那么一条,他容易忘记。所以,过一个时候就要整整风。共产党还要整风,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就不要整风?不要改造?那就更需要整风,更需要改造?!∠衷诟髅裰鞯撑刹皇窃谡缏??整个社会要整一整风。把风整一整,有什么不好?又不是整那些鸡毛蒜皮,而是整大事,整路线问题。现在民主党派整风的重点是整路线问题,整资产阶级右派的反革命路线。我看整得对。现在共产党整风的重点不是整路线问题,是整作风问题。而民主党派现在作风问题在其次,主要是走那条路线的问题。是走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陈仁炳、彭文应、陆诒、孙大雨那种反革命路线,还是走什么路线?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要把我讲的这三个问题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几亿人民作的事情究竟好不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搞社会主义的话,要那一个党来领导?是要章罗同盟领导,还是要共产党来领导?来它一个大辩论,把路线问题搞清楚。  共产党也有个路线问题,对于那些“起义分子”,共产党、青年团里头的右派,是个路线问题。教条主义现在不是个路线问题,因为它没有形成。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几次教条主义路线问题,因为它形成制度,形成政策,形成纲领。现在的教条主义没有形成制度、政策、纲领,它是有那么一些硬性的东西,现在这么一锤子,火这样烧一下,也软了一点。各个机关、学校、工厂的领导人,不是在“下楼”吗?他们不要那个国民党作风和老爷习气了,不做官当老爷了。合作社主任跟群众一起耕田,工厂厂长、党委书记到车间里头去,同工人一起劳动,官僚主义大为减少。这个风将来还要整。要出大字报,开座谈会,把应当改正的,应当批评的问题都分类解决。再就是要提高一步,学一点马克思主义?!∥蚁嘈?,我们中国人多数是好人,我们中华民族是个好民族。我们这个民族是很讲道理的,很热情的,很聪明的,很勇敢的。我希望造成这么一种局面:就是又集中统一,又生动活泼,就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两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是只有纪律,只有集中,把人家的嘴巴都封住,不准人家讲话,本来不对的也不准批评。应当提倡讲话,应当是生动活泼的。凡是善意提出批评意见的,言者无罪,不管你怎么尖锐,怎么痛骂一顿,没有罪,不受整,不给你小鞋穿。小鞋于那个东西穿了不舒服。现在要给什么人小鞋子穿呢?现在我们给右派穿。给右派一点小鞋穿是必要的?!〔灰氯褐?,要跟群众在一起。有些同志怕群众跟怕水一样。你们游水不游水呀?我就到处提倡游水。水是个好东西。你只要每天学一小时,不间断,今天也去,明天也去,有一百天,我保管你学会游水。第一不要请先生,第二不要拿橡皮圈,你搞那个橡皮圈就学不会?!暗俏艺馓趺粞?,我不会呀!”你先在那个浅水的地方游嘛。如果说学一百天,你在那个浅水的地方搞三十天,你就学会了。只要学会了,那末你到长江也好,到太平洋也好,一样的,就是一种水,就是那么一个东西。有人说在游泳池淹下去还可以马上把你提起来,死不了,在长江里头游水可不得了,水流得那么急,沉下去了到那里去找呀?拿这一条理由来吓人。我说这是外行人讲的话。我们的游泳英雄,游泳池里头的教员、教授,原先不敢下长江,现在都敢了。你们黄浦江现在不是也有人游吗?黄浦江、长江是一个钱不花的游泳池。打个比喻,人民就象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象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不要骂群众,群众是不能骂的呀!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学生群众,民主党派的多数成员,知识分子的多数,你不能骂他们,不能跟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群众也可能犯错误。他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要好好讲道理,好好讲他不听,就等一下,有机会又讲。但是不要脱离他,等于我们游水一样不要脱离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象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腔鄱际谴尤褐谀抢锢吹?。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肮と?、农民算什么呀?你们就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但是,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薏准读斓甲什准?,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捌ぶ淮?,毛将焉附”,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第二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吗?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过去的知识分子是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附在这些皮上吃饭。现在这五张皮还有没有?“皮之不存”了。帝国主义跑了,他们的产业都拿过来了。封建主义所有制消灭了,土地都归农民,现在又合作化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收归国有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了,基本上(还没有完全)变成社会主义的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了,尽管这个制度现在还不巩固,还要几年才能巩固下来。这五张皮都没有了,但是它还影响“毛”,影响这些资本家,影响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脑筋里头老是记得那几张皮,做梦也记得。从旧社会、旧轨道过来的人,总是留恋那种旧生活、旧习惯。所以,人的改造,时间就要更长些?!∠衷?,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  一百天以前我在这个地方讲过,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基础了,他丧失了原来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那五张皮没有了,他除非落在新皮上。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说,这些人叫“梁上君子”。他在那个梁上飞,他要回去,那边空了,那几张皮没有了,老家回不去了。老家没有了,他又不甘心情愿附在无产阶级身上。你要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要研究一下无产阶级的思想,要跟无产阶级有点感情,要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他不,他也晓得那边空了,但是还是想那个东西。我们现在就是劝他们觉悟过来。经过这一场大批判,我看他们多少会觉悟的?!∧切┲屑渥刺闹斗肿佑Φ本跷?,尾巴不要翘得太高,你那个知识是有限的。我说,这种人是知识分子,又不是知识分子,叫半知识分子比较妥当。因为你的知识只有那么多,讲起大道理来就犯错误。现在不去讲那些右派知识分子,那是反动派。中间派知识分子犯的错误就是动摇,看不清楚方向,一个时候迷失方向。你那么多的知识,为什么犯错误呀?你那么厉害,尾巴翘得那么高,为什么动摇呀?墙上一克草,风吹两边倒??杉阒恫惶?。在这个方面,知识多的是工人,是农民里头的半无产阶级。什么孙大雨那一套,他们一看就知道不对。你看谁人知识高呀?还是那些不大识字的人,他们知识高。决定大局,决定大方向,要请无产阶级。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蹲在北京可不得了,北京是什么东西都不出的呀!那里没有原料。原料都是从工人、农民那里拿来的,都是从地方拿来的。中共中央好比是个加工厂,它拿这些原料加以制造,而且要制作得好,制作得不好就犯错误。知识来源于群众。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不要脱离群众,我们跟群众的关系,就象鱼跟水的关系,游泳者跟水的关系一样?!《杂遗墒遣皇且还髯哟蛩??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对这种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我们用各种方法切实攻,使他们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争取他们,不说全部,总是可以争取一些人变过来。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争取过来是有用的。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做一点事。而且这一回他们帮了大忙,当了反面教员,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我们并不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头去,还是用治病救人这样的态度。也许有一些人是不愿意过来的。象孙大雨这种人,如果他顽固得很,不愿意改,也就算了。我们现在有许多事情要办,如果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么得了呀!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带到棺材里头去见阎王。你对阎王说,我是五张皮的维护者,我很有“骨气”,共产党、人民群众斗争我,我都不屈服,我都抵抗过来了。但是你晓得,现在的阎王也换了。这个阎王,第一是马克思,第二是恩格斯,第三是列宁。现在分两个地狱,资本主义世界的阎王大概还是老的,社会主义世界就是这些人当阎王。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以后也是要受整的。------------------------------------------------------------------

2019年10月梳理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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