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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1984年宋振庭给夏衍的道歉信
作者:徐庆全   深圳彩票投注   时间:2019-10-23   来源:
 

深圳彩票投注 www.bjtsj.tw “八十年代”公号上一期发表了《1984年金敬迈给周扬的道歉信》。这封信(复印件)未公开过。这一期要发表的《1984年宋振庭给夏衍的道歉信》,是《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过的(1988年1月5日),在当年曾引起过一些反响。尤其是夏衍戏改明末清初的打油诗句:“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流传甚广。当年,我也抄在笔记本上。

宋、夏的通信,是关乎国家历次政治运动层面的。我那时学的是古代史中的“古代史”—吐鲁番出土文书,对当代史不熟悉,认识上升不到国家层面的事情。只是觉得,一个人做错了事,认识到错了,就应该给人道歉。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惯常遇到的情况是:如果一个人明显做错了事,你给他指出时,他会用“是人都会犯错误”的逻辑来顾左右;或者用“你就没有犯过错误?”理直气壮地言它。每逢遇到这种场景,常常让我不知所措??吹剿嵌说耐ㄐ帕粲猩羁逃∠?,也算是戚戚然吧。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煽追蜃铀怠肮?,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韩愈说“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把改“过”提到“人皆仰之”和“勇”的高度上,可见,认错、改“过”,不那么容易。

故此,我对那些生活当中能够顺口说出“我错了”的人,有种天然的好感。对历史上能够勇于承认错误并给人道歉的人,甚为钦佩。

1995年,当我把研究方向转到当代文学史和思想史时,选择的第一个研究对象,就是周扬,多半是着眼于他对历史反思的勇气。周扬复出后,在文艺界的各种聚会上,逢人就道歉。他对历史深刻的反思,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他也因为这种反思而成为思想解放大潮流中的引领者之一。

2013年8月,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发表反思文革的道歉信:向“曾经伤害过的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郑重道歉,并组织同学回母校向老师鞠躬道歉。我很钦佩。在一次聚会上,我对他说了韩愈那句话,并说,您的大智大勇之人。他去世后,我在纪念他的文章《平民陈小鲁》里说:

小鲁的这一举动,至今仍被人瞩目。瞩目,并不是说都赞成他这样做,反对的声音也不少,尤其是来自“二代”的反对声。不过,在外人看来,恰恰来自他熟悉的“二代”的反对声,则更加固化了他平民的形象。

做错事,要道歉!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承续着政治“不规则”的“二代”,多数周身流淌着是一贯正确的血脉,字典里没有道歉这个词。(文见本公号)

言归正传,话题回到宋振庭给夏衍的道歉信。

夏衍名头响亮,无需多介绍。宋振庭,1921年出生,七七事变之后,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先入抗大学习,毕业后来到晋察冀根据地的曲阳,打了三年游击战。1949年后,任吉林省文化局长、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1979年3月,调中共中央党校任教育长。1985年病逝。

从宋的简历看,他也一直在意识形态部门工作。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意识形态领域是重灾区,即使在吉林省任职,伤人伤文的事情也不得不做。他在信中说:“长影反右,庭实主其事,整了人,伤了朋友,嗣后历次运动,伤人更多,实为平生一大憾事”,即是如此。

不过,宋振庭的道歉不始于1984年,很早以前他就是这样的人。据与宋振庭交往多年的董速回忆:1960-1962年甄别右派时,宋邀请“摘帽”的和没“摘帽”的右派开会。他说:“今天请大家来,我要给大家行脱帽礼!这么多年,你们背上了很沉重的包袱,政治上受压制,精神上受痛苦,生活上也造成了很多困难。对不起你们,现在向你们做自我批评,希望得到大家的原谅”。(董速:《“七尺从天大唱归”——回忆宋振庭同志》,《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

1978年,宋振庭任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领导小组副组长,对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抓得非常紧。据《吉林日报》报道,5月31日,他主持召开五千多人参加的中小学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大会。他说:要尽快为受迫害的中小学教师昭雪冤案,决不能再拖下去了。他要求“各地都能像长春市这样,召开这样的大会”。为中小学的教师召开这样大规模的会议,在当年不多见。

1978年年底,中央已决定调他到中央党校任教务长。临走前尽管忙乱,他也没有忘掉被他划为右派的艺术家王肯。他让一位宣传部副部长带着他的亲笔信,去找划王肯为右派的东北师大党委,说明王肯划右派的事情。他信中说:这件事他有责任,是一种错划,希望早些给予改正(红箫:《王肯生命里的二人转》,《戏剧文学》2012年第1期)。

生活中的宋振庭,也是一个可以说“我错了”的人。中央党校老一辈人中,大都知道宋念“白字”的故事。

宋虽然博览群书,学问不小。由于他是“初中学历”,没接受过严谨的科班训练,也偶有读错字的事情。他曾长期把造诣的“诣”读成zhi。在又一次“zhi”后,一位教授委婉地说:教育长,造诣的“诣”可能是个多音字,但大多数情况下应读yi。宋振庭一听就明白,是自己读错了。不久,他专门在全校大会上讲到这个例子,并认错。他说:职务高不等于水平高,名气大不等于学问大。堂堂的教育长,“知耻近乎勇”也。

再看他给夏衍的道歉信。从信的内容看,宋、夏两人在工作上并无多大交织。夏衍一直担任文化部主管电影的副部长。1963年文化部整风时遭批判,及至文革,他和周扬都成为“文艺黑线”的头子被批判、关押。宋振庭顶多是在夏衍和周扬被口诛笔伐时“扔过石块”(巴金语),写过批判文章而已。这样郑重其事道歉,说明他对以往的过失,进行过深刻的反思。

宋振庭在中央党校工作了五六年,应该说,口碑不错。但也有人颇有微词。比如,当年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吴江和孙长江两位老人,对宋就有意见。

1982年4月,行伍出身、一直说自己没有多少文化的王震,倏忽然地到党校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任校长。他上任不久就宣布,要把吴江、孙长江和另一位赶出党校。这可是胡耀邦在党校的理论班子!况且,吴、孙二人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重要推手呢!有人说,王震是带着刀来的周仓,意谓有备而来。

宋振庭是教育长,王震一个电话,他就要去主持各种针对三人的揭发批判会议。他这个秀才遇到了耍大刀的校长,也不能不勉为其难。其间,自然会对吴江、孙长江等带来伤害。两人对他有意见也属正常。不过,宋振庭也没有让校长满意。1983年2月被免去了教育长职务??梢韵爰?,宋在夹缝中是如何极力挣扎的。但,“在场”的身份决定了他也没有能力摆脱历史的羁绊。

1988年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两人的通信,用了这样一个标题《夏衍与宋振庭的通信 度尽劫波 相逢一笑》。下面是发表的原文:

夏老如晤:

手术后困居病室,承临探视,内心至感。风烛之年,有许多话要说,但欲言又止者再,后来深夜静思,仍内疚不已,终于写了此信。

庭总角读书,即知有沈端先先生者,后来虽屡在开会时见面,但仍无一叙心曲之机会。1957年反右,庭在吉林省委宣传部工作,分管文教、电影。在长影反右,庭实主其事,整了人,伤了朋友,嗣后历次运动,伤人更多,实为平生一大憾事。三中全会之后,痛定思痛,顿然彻悟。对此往事,庭逢人即讲,逢文即写,我整人,人亦整我,结果是整得两败俱伤,真是一场惨痛教训。对所谓“四条汉子”之事,庭本不知实情,但以人言喁喁,乃轻率应和,盲目放矢?!拔母铩鼻巴ザ灾苎锿炯拔夜?,亦因浮言障目,轻率行文,伤及长者,午夜思之,怅恨不已。1961年影协开会时,庭在长影小组发言,亦曾伤及荒煤同志,梗梗在心,未知陈兄能宽宥否也。

我公豁达厚朴,肝胆照人,有长者风。此疚此情,本拟登门负荆,一诉衷曲,终以手术后卧床不起,未能如愿,近闻周公亦因病住院,只能遥??蹈匆?。我公高龄八十有四,庭亦已六十三矣,病废之余,黄泉在望,惟此一念在怀,吐之而后快,此信上达,庭之心事毕矣。顿首祝

康健

宋振庭1984年9月15日

振庭同志:惠书拜读,沉思了许久。足下大病之余,总以安心静养为好,过去的事,该忘却的可以淡然置之,该引以为戒的也可以暂时搁置一下,康复后再作审慎的研讨。心理要影响生理,病中苛责自己,对康复不利。现在中国的平均寿命已为69岁,60岁不能算老,说“黄泉在望”之类的话,未免太悲观了。

您说上次见面时“欲言又止者再”,这一点,我当时也已感觉到了,我本来也想和你谈谈,但后来也因为你有点激动而没有说。任何一个人不可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的制约,我们这一辈人生活在一个大转折的时代,两千年的封建宗法观念和近一百年的驳杂的外来习俗,都在我们身上留下了很难洗刷的斑痕。上下求索,要做到一清二白,不犯一点错误是不可能的。解放之前和明摆着的反动派作战,目标比较明确,可是一旦形势发生突变,书生作吏,成了当权派,问题就复杂了。知人不易,知己更难,对此,我是在60年代初文化部、文联整风时才有了初步的体会。

不久前我在拙著《懒寻旧梦录》的自序中有过一段反思独白:“我又想起了五四时期就提过的科学与民主这个口号,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17年,还会遭遇到比法西斯更野蛮、更残暴的浩劫,为什么这场内乱会持续了十年之久?我从痛苦中得到了解答:科学和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思想,没有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扎根。两千多年的封建宗法思想阻碍了民主革命的深入,解放后17年,先是笼统地反对资本主义,连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东西也统统反掉,6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又提了‘斗私批修’、‘兴无灭资’之类的口号,相反,17年中却没有认真地批判过封建主义,我们这些人也真的认为封建主义这座大山早已经推倒了,其结果呢,封建宗法势力,却‘我自巍然不动’?!颐钦庑┦芄逅摹蠢竦娜?,也随波逐流,逐渐成了‘驯服工具’,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勇气?!?/span>

这些话出自内心,并非矫饰,这是由于不尊重辩证法而应该受到的惩罚,当然也可以说是“在劫难逃”。人是社会的细胞,社会剧变,人的思想行动也不能不应顺而变。党走了几十年的曲曲折折的道路,作为一个虔诚的党员,不走弯路,不摔跤子,看来也是不可能的。在激流中游泳,会碰伤自己,也会碰伤别人,我解放后一直被认为“右倾”,但在30年代王明当权时期,我不是没有“左”过,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都有。1958年大跃进,我也一度头脑发热,文化部大炼钢铁的总指挥就是我。吃了苦,长了智,“觉今是而昨非”即可,没有忏悔的必要。我在文化部工作了整整10年,回想起来,对电影、外事,由于比较熟悉,所以犯的错误较少,但对戏曲、文物等等,则处理具体问题时往往由于急于求成,而容易急躁“左”倾。这就是说,“外行领导内行”,一定要特别审慎。从你的来信中我也有一些联想,你对电影是外行,所以犯了错误,伤了人;但你热爱乃至醉心书画、碑帖、考古,所以在1962年那个“阶级斗争要天天讲”的时刻,你竟能担着风险把划了右派的张伯驹夫妇接到长春,给他摘了帽子,并让他当了吉林博物馆馆长。这件事是陈毅同志告诉我的,当时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当然,没有陈老总的支持,那也是办不到的。

对于1957年后的事,坦率地说,由于整过我的人不少,所以我认为你只是随风呼喊了几声而已??銮夷愕笔笔切砍?,上面还有文教书记,他上面还有第一书记,再上面还有的更大的“左派”,所以单苛责你一个人是不对的。明末清初,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打油诗:“闻道头须剃,而今尽剃头,有头皆要剃,不剃不成头。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974年在狱中偶然想起,把它戏改为:“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蓖氯缪?,录此以供一笑,劫后余生,何必自苦?病中多宜珍摄,顺祝早日康复。

夏衍 1984年国庆前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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