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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克:赴江西“五七干?!?/span>
作者:萧克   深圳彩票投注   时间:2019-10-25   来源:
 

深圳彩票投注 www.bjtsj.tw 1969年11月下旬,组织上通知我,准备去江西“五七干?!苯邮茉俳逃?。所谓再教育,对我这个具体人是继续接受批判和审查。

当时,我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感到江西是造反派称霸的地方,远离中央,也远离家人,遇到紧急情况,很难与同情我的人取得联系。另一方面,我又对江西有难以割舍的情感。我最早参加战争(北伐战争)是在江西;参加南昌起义在江西;井冈山时期跟着朱毛打游击主要在江西;湘赣时期我指挥红军游击兵团作战的主要地区也在江西……??梢运?,在我此生的革命历程中,江西是我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和一名军事指挥员的起点。江西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让我依恋;江西的父老乡亲,多少年来总萦绕在我的梦中。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我一想到江西,便会从心底涌起一股乡土般的恋情。的确,我早就把江西看作是我的第二故乡了。

1969年12月初,我随一批老弱病残和少数因故滞留的家属,最后离京赴江西“五七干?!?。此去吉凶难卜,真是“战地黄花衰,孟冬西风疾”??!

我随身携带的行李不多,除被褥和换洗的衣服外,就是一只大书箱,里边装满中央编辑的马克思主义30本书?;褂小妒芳恰?、《资治通鉴》等文、史、哲、经方面的书籍。当时我想,干校生活无非两条:除继续接受审查,参加劳动外,其余时间就是看书,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认真地学习一点马列主义,弥补几十年来无暇系统学习理论的缺憾。

在赴江西水修的火车上,望着窗外匆匆闪过的景色,我仿佛又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逝去的往事,此刻又历历映现在眼前。抚今追昔,不觉心潮起伏,思绪万千,遂即兴默吟五古一首:

我自江西来,又回江西去。昔日草鞋行,今朝飞车遽。轻装怀马列,

悠然赴“五•七”。战地黄花衰,孟冬西风疾。云山赋归欤,老骥兮伏枥。

此诗当时不敢公开。我信仰马列主义40多年了,此时虽然处于“孟冬西风疾”的环境,但仍不失“老骥伏枥”之慨。

大约是12月上旬,我们来到了修水河畔的云山垦殖总场场部周田镇。这里离校部所在地新丰大队约14里。我被编入离周田最近的3连。连部驻小里村。我们这些老弱病残和外单位来校的带小孩的女同志,被安排住在周田公路旁边小山包上废弃的云山总场职工医院旧址。

我一个人单独住在最东头一间约十平米的小屋里。旁边住着当时的人事宣教局局长张继璜、副局长李玉昌,计划局局长黄家景和另外几个机关于部及其家属。那时我61岁,是这个“北京新村”居民中最年长的一个,大家都叫我老萧或萧老头,孩子们叫我萧伯伯。

“文革”以来,我的心脏一直不好。出发前,周总理指示要给我带个炊事员。我由衷地感激总理的关怀,但谢绝带炊事员。我想,既然是重返江西,那就一切从头做起。尽管我已年过花甲,但我还是那个气概,不服气,不消极,更不悲观。

到干校后我坚持自己买菜、烧饭、砍柴,衣服破了,能自己缝补。有时柴米不继或不想动手,就到食堂去买饭买菜。粮食没有了,就跟邻居们一起到4里外的罗店去买米。饮食起居完全自理?!叭蓖确阶酪新?,锅碗瓢盆皆杂陈”,便是我在一首诗中概略描述当时的处境和自炊自饮的生活情况。其实,那个只有三条腿的四方桌上,何止摆锅碗瓢盆,读的书籍、写字用的纸张,也都堆放在上面。除了当饭桌,还要当书桌用。刚来时,闹了几天肚子,在邻居们的照料下,身体渐渐康复,生活也习惯下来了。

赣北山区的冬天,潮湿阴冷,凉气常从墙缝、屋顶乘隙而入。室内无火取暖,我想起过去徐特立曾跟我说过,当年他在长沙教书时,冬季,室内寒冷,便在屋里就地跑步取暖,不失为驱寒之一道。于是,我也仿效徐老的“保暖术”,在房间里就地跑步,果然一会儿身上就有了暖意。

不知是哪位同志向领导反映了这个情况,连部派人送来了一篓木炭。室内生起了火盆,顿时暖意融融,心情也随之豁然起来。然而好景不长,尽管节省着用,40斤木炭很快还是烧光了。有时冻得不行,就躺在床上,盖起被子捂捂。我想这终究不是长远之计,总得想个门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是。

我看到我们住的房子前后、山包附近,有不少齐胸高的树桩,这是人们在伐木时站着拉锯留下的。有天在室内又感到冻得难受,便拿着斧、锯去伐树桩,把砍回的木桩破成劈柴,这样既可以驱寒,又解决了烧饭、取暖的薪炭问题。

从北京出发时,我就作了不再回领导岗位的准备。我想,将来不论到哪儿,总得学点劳动技能,以安身立命才是。到干校后,我根据自己的体力和爱好,开始学木工手艺。先买来一套大、中、小号的木工工具,自己又做了一把立式皮带锯和一条木工凳,就试着当起“木匠”来。好在云山既是农区又是林区,食堂的薪柴堆里就可以挑选出有用之材,向他们买来锯成家具材料。我试着做了几件板凳、桌子、书架之类的家具,看起来还满像回事。

俗话说:“三分木工七分油”,油漆是非常关键的一道工序,油漆上得好,可为木工增光;油漆上得不好,木工的缺点全暴露出来。为此,我专门去向一位老木匠师傅请教。他告诉我:油漆之前,先要刮好腻子,把刨面抹平;上油漆的妙诀是“横刷竖顺”。我按照师傅教的诀窍一试,果然不错,油出来的家具色泽匀亮,没有气泡,像个“鲁班师傅”的作品。1972年回北京时,我把自己做的四方桌和长方形折叠桌也带回来。几十年过去了,除因北方房间里有暖气,使桌子稍有收缩和裂缝外,色泽仍然光亮。

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像模像样,打心眼里感到喜悦和自豪,我跟邻居说:“有什么东西要做的话,我可以帮忙?!贝蠹抑皇强湮业氖忠詹淮?,却不好意思麻烦我。

我们这几户人家的到来,颇受小镇人们的关注。江西老表本来就热情好客,我们这些外来户每到饭堂吃饭、买东西,他们就主动上来搭话,大家很快便混熟了。

周围的群众,像售货员赵万贞、广播员陈步云、理发员小张夫妇以及他们的父亲——烧开水的老张等,见面时总要打打招呼,聊几句家常,关系相当融洽。有时他们也到我的住地来玩,谈谈镇上的情况。商店的日用品进货时,小赵就会来通知我去买。

我不抽烟,平时也很少喝酒,但对江西土产、度数不高的米酒却有兴趣。特别是冬天夜读时,喝上几口,驱风御寒,胃中很舒服。腊月将尽,有一天小赵跑来通知说来米酒了。我便和张继璜同去,两人抬回一坛,不光是备以自酌,也准备用来招待到周田办事的不速之客。

农历春节,是我国人民合家团聚的传统节日。“文革”3年,尽管大破“四旧”,但这个传统却很难破。道理很简单,这是中国人千万年来的风俗,并非什么“旧”。邻居们盛情地邀请我跟他们一起过年,而我总觉得自己仍在受审查,“待罪之身”不宜给别人添麻烦,都婉言谢绝。

除夕之夜,山区小镇一片静谧。我独居斗室,展读灯下,四壁孑然,形影相吊。遥想全家5口分散在北京、江西、湖南、河北等处,天各一方,不得团聚,心情不禁怆然。于是取酒自酌,聊以排遣对家人的思念。尽管这样,我仍坚信,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总是有希望的,眼下种种不正常现象,迟早会改变。我有时就默诵白居易《凶宅》中的诗句:“权重难持久,位高势易穷……”,以表达对造反派前途的看法,也宽假当时窘迫的处境心态。

到干校后,不少搞专案的外调人员找我调查,问的多属历史情况。于是写检查、交代和写证明材料就成了我的主要工作。我始终抱定“实事求是”的宗旨,坚决不夤缘时会,以免害人害己,贻患无穷。比如在井冈山时,红军指战员一人一条扁担挑谷子的事,朱德挑了就是挑了,林彪没挑就是没挑。当时,林彪说是身体不好,没去;这些都是事实。不容改变,更不能把“朱德的扁?!庇菜凳恰傲直氲谋獾!?,欺世盗名。伪造历史。

外调人员让我交代的历史材料涉及面很广,从北伐战争到解放战争都有。由于年代久远,很多事情记不清楚了,便不得不认真地重温一遍历史,从而使脑海中早以淡化湮没了的人和事,又逐一生动地浮现在眼前。

我想起当年在江西扩兵的情景。那时,连队干部和战士都希望自己的部队满员,满员了,打仗和服勤务做群众工作的人多,就能打胜仗,多办事。所以每到一地尤其打了胜仗,一抓到俘虏,官兵都愿意去做扩兵工作,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扩兵。每扩到一个兵,哪怕是“解放战士”(俘虏兵),大家都欢呼啊,我们队伍又增加新同志了!那个高兴劲儿真是没法形容。

忆昔抚今,不禁又想起自己目前的处境。从“文革”开始,我已“靠边”近5年。5年来,除了挨批斗、写检查,不允许干任何工作。当年,我们为了扩大革命力量,把能动员的人一个一个都动员进来了;而今天,我们这些老兵却一个一个地被赶出革命队伍,成了“革命对象”,纵有一腔热情,浑身力量,也只能空对青山嗟叹。

想到我已是6l岁了,文化大革命不久,就停止了党的生活,已五年了。我今生还有几个5年啊?不禁怆然。于是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倾吐心中郁结之言。写到激动处,两行老泪竟跌落纸上。

那个年代,像我们这样人写信,是很难送到毛主席手中的。我把信送交军代表,请他们转递,他们慷慨答应送北京。

在沉闷和孤寂中,我就读马列的著作。通读《列宁选集》时,特别喜欢第四卷中《十月革命四周年》这篇文章。它那高屋建瓴的磅礴气势和勇于作自我批评的求实精神,深深地感染和教育着我。

列宁在肯定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同时,直言不讳地指出,“最重要最困难和我们根本还没有完成的事业,就是经济建设”,“在这一最重要最困难的事业中,我们遭受的失败最多,犯的错误也最多”。而错误的原因,在于企图“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在他看来,要克服这些困难和错误,必须实行新经济政策,使无产阶级国家“成为一个精明的批发商”,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努力提高生产,发展商品经济,把干百万小农联合起来,把他们引导到更高阶段,“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对照列宁的话,我想起1958年“大跃进”的情况。那时,我们不就是滥用行政命令,“刮共产风”、“吃大锅饭”;漠视农民个人的经营兴趣和对生产“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违背价值规律;忽视经济核算;有意无意地把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终于导致了3年经济困难。(也有水灾的影响)“文化大革命”更是片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重视经济建设;单一抓粮食生产,限制农民经营家庭副业,动辄割“资本主义尾巴”,致使农村经济停滞不前,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列宁把发展经济,当作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为新的社会主义大厦奠立经济基础”的根本任务来抓;而“左”倾错误却把“突出政治”当作“一通百通”的灵丹妙药,别有用心地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

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只能是掩卷深思、独自遐想,然而通过学习,思想上、精神上得到了一种解脱和慰藉,胸怀也随之而开阔。这时,我深深体会到“《列宁选集》一开卷,斗室油然起风云”了。斗室之中,风云一起,就产生当年在江西打游击那种气概了。在“五七干?!钡牧侥甓嗍奔?,我虽然处于受审的境地,但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情绪,认真地读了些马列的书(内有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由鲁迅翻译的《艺术论》等),这也是我一生中的大快事。

读书和劳动之余,我也不时到附近走走,了解一下当地农村生产和生活情况。云山,全称“云居山”,高达千米,峥嵘云上,巍峨挺拔,气象雄浑。在其东南的山腰上,有一个名为“横岭”的小村,地处偏僻,人烟稀少。村民利用大山斜面的小缓坡种些药材、蔬菜和少量粮食,生活虽不富裕,但气氛安定祥和。我有时信步走到这里,深为其幽雅的景色和淳朴的民风所动,觉得颇似“文革”中的世外桃源。有感于此,即景赋七律一首:

幽居陋室望青天,暇日常思远市廛。

涉水登山行草径,穿林破雾见炊烟。

鸡鸣犬吠村邻睦,菜嫩花香空气鲜。

清酒相迎不速客,几疑身到武陵源。

古人虽云“诗言志”,然而我首诗,却并不说明我愿意寄迹林泉。几年来的社会动乱搞得思想烦闷,心绪不宁,如今能有机会到这些地方走走看看,接触群众,感受一点真诚和睦的人际关系和自然状态,放松一下绷紧的神经,无疑也是山居生活的一件快事。不仅当时是如此,就是事后很久也很难忘怀。1987年我去云山,到周田后,要上山到云居寺看看。路经白石港,盘山而上。到云居山寺后,从原路而返,看到横岭,我问司机,汽车能否到横岭,他说,不,还有一里山路。我叫他在分路口停下,又叫他回周田。他说,在路口等您回来。我说,不要等。由横岭到周田村的路我早就会走,他们相信就不多说了。我步行到横岭村,见到景色和许多故旧,就下山了。直到现在,还有时想到这个村庄。当时,文化大革命还在紧张进行中,我想,什么时候我们整个国家才能恢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同心协力、和和睦睦地进行经济建设呢?

我喜欢孩子,只身到干校后更是如此。周围邻居中随父母一起来走“五七道路”的孩子,大约有一个班,最小的一个还在吃奶,其余的都在上初中、小学。他们经常在身前身后转,央我讲故事,教他们写毛笔字,或看我做木工活。

小家伙们求知欲很强,王伯强的儿子王伊争就是一个。他当时只有八九岁,圆圆的脸庞,大大的眼睛,常向我提一些关于红军时期和长征的问题。我指着地图告诉他,井冈山在哪儿,红军从井冈山下来又去了哪儿,长征是从哪儿出发的,先后经过哪些省份,走了多长时间,最后到达什么地方,等等。他听得很用心,也喜欢想问题,样子文静而腼腆,我挺喜欢他的。

他的姐姐王伊力,当时也不过十二三岁,在云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读初中。“共大”虽名为大学,实际上是中专,学生除在课堂上学习书本知识外,。一个共同课目就是参加力所能及的农牧生产劳动。

孩子们经常上山下田,鞋子穿得很费。那时候,我经常打草鞋,除了自己穿,也送给孩子们和老表。这门手艺当年红军指战员人人都会,我也在行。

有一次我打草鞋,伊力站在旁边看。我看她很想要草鞋,就对她说:“你跟妈妈要件穿不着的旧衣服,扯开成七八分宽的布条条,我帮你打双布草鞋?!彼芨咝?,一会儿从家里拿了些布条来,我就给她打了双草鞋。她舍不得穿,一直保存在箱子里留作纪念。前些年他们父母子女来看我时,伊力还特地把草鞋带来,说:“萧伯伯,您还记得吗?这是在干校时您给我的?!?/span>

重睹当年旧物,引起我对干校生活的许多回忆。昔日那个扎小辫的女孩子,转眼工夫已长大成人了。她告诉我说,她在某个单位当会计,弟弟伊争搞电视宣传工作,现在已经是导演了。想想当年那一帮小家伙,有如一株株柔幼的小苗,“文革”的风风雨雨虽然没有摧残到他们,但也跟着父母受了不少锻炼,甚至磨难。

在邻居们的孩子中,张继璜和王敏芝的小女儿张青,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张是江西老表,老红军,他们平常总是关心我,因此对孩子也有影响。云山虽是山区,夏天仍然很热,白天气温经常在摄氏三十多度。为了凉快,我便将长袖衣服剪成短袖,长裤剪成短裤,王敏芝帮我用缝纫机把毛边一轧,看上去就整齐多了。

有一次,我陪张继磺一起到赤石岗中学去接小青回家,走到半路我腿上的旧伤又犯了,他搀着我到几里地外的总场医院挂号、上药,事后又扶我回来。这一切,小青都看在眼里,主动帮我干家务活,还帮我拆洗被子。

她们母女二人上山拾柴时,她主动对妈妈说:“萧伯伯腿上有伤,又有心脏病,不能让他也上山拾柴。咱们多拾点,分些给他就够烧的了”。我感到这孩子心地善良,特别懂事。她自己从小患小儿麻痹症,腿脚不太方便,还处处关心他人,使我颇受感动。

还有几个当地小青年,如总场革委会主任的女儿,有时也到我这里来玩。有一次,她同另外两个女孩子一起来了,她们都是云山机械厂的工人,请我到她们单位去讲红军故事。

她明知我当时的特殊身份,却并不介意。对我说:“您是江西游击战争时期的老兵,什么审查不审查,那是在北京的事;现在来到江西,老百姓早就审查通过了!”

我有些犹豫,怕连累她们。而她却毫不畏惧,说“我们是工人阶级,工人请您,谁能斗我们工人阶级?”

孩子们的信任,我终于去了。

我不仅和工人、农民、青年、孩子交往,还同知识分子交朋友。到江西的第二年,我膝关节踝关节患骚痒溃烂症,日夜不宁。一天上午,一位男青年来找我,他说他从中央卫生部的“五七干?!?离周田16华里)来,是医科大学毕业生,名张祖济。卫生部钱信忠部长听说我病了,让他来看看我,为我治病。他给我扎梅花针。几天之后,病痛减轻了。钱信忠同志和这位医务人员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一个身处逆境的老同志的同情,令我十分感动。以后,张祖济常来我处,我们交了朋友。我回北京不久,他也回来了。他现在又在河南经商,赚了钱,做些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事,我赞赏这位知识分子的气节。

到江西后,还有几个不期而至的老人来找我。第一位是当地的一个老表。那时,正是1970年春节刚过。一天早晨,张继璜到山下食堂吃早点,看见一个50多岁的农民,肩背一支鸟铳,手提一只麂子,进门就向食堂服务人员打听:“萧克在哪里?”

继磺见此人来得蹊跷,没有马上搭腔。过了一会儿,食堂有位湖南籍炊事员悄悄对继璜说:“这人就住在附近,一直在找萧克,能不能让他见见?”,

继磺了解了一下情况,便把他带到我住处。坐下来一谈,原来是1930年我在红一方面军当师长时,他在师部当过伙夫,因为打摆子打得厉害?;丶已?,就与部队失去联系了。

我们聊了一阵子过去的人和事,他便起身告辞。临走非要把那只麂子给我留下不可。我推辞不掉,便拿出50元钱说:“你送我的我收了,我送你的你也不必客气”。他推辞再三,最后把钱收下,高高兴兴地去了。

又过了一些时候,从吉安南面的泰和县来了一个农民模样的老人,提着一块腊肉,在周田街上打听我的住处。当地老表摸不清他的来意,便兜圈子盘他的底。

有的说:“听说那萧老汉被打成了走资派,你找他有什么事?”

来人一听就火了:“我管他是什么派!他是我的老师长,看看也不行吗?”

他找到我以后,见面就喊“萧师长”,说当年在江西独立第5师曾跟我当过通信员,后来也是因伤病离队,痊愈后不知部队去向。几十年来,一直在家当农民,前些日子听说我又回到江西,就特地赶来探望。

他是从泰和步行到永修的,中间隔着好几个县。为了见我一面,他专程由江西中部来到赣北,盛情实在令人感动。

第三位来找我的,是一个从南昌来的姓魏的湖南籍女同志。一见面就亲切地叫我“萧连长”。听到这个称呼,我就断定她是井冈山的老同志,因为1928年我在朱、毛红军任连长。我详细地询问了一下,原来她是彭儒的嫂嫂。彭儒是湘南起义和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那时我们就认识。农垦部成立后她在人事宣教局任副局长。我到农垦部后,与她常有接触。

经她这样一说,我们很自然便聊开了。她说她在奇石彭家湖南宜章县和在井冈山时就认识我,她是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负伤离队的,谈起这些年来的经历,不免有些伤感,我听了也不禁为之黯然。

回想当年红军初创时期,敌强我弱,战斗频繁,伤病员颇多,医疗条件差,一些负伤生病的红军战士不得不回家或留在老乡家治病养伤,不少人竟因此失散,流落各地。解放后,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过去的这段革命经历,有的由于得不到证明不被承认,有的甚至被误解,思想上的委屈和苦闷无从倾诉,一见到过去的老战友,便倍感亲切。仅我到江西这年把时间,通过外调来找我写证明材料的不算,直接找到我的这三位同志基本上都是这种遭遇。中国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其经历之艰苦曲折,情况之错综复杂,由此可见一斑。

经过一年的审查,在1970年秋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恢复了我的公民权(没有恢复党的生活)。这时,原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老红军刘俊秀,被结合进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他邀我去井冈山参加老干部学习班,并要我在班上介绍一下当年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经过。

我事前准备了讲话稿,于9月中旬欣然前往。这个学习班有130多名老干部参加,其中有30多位是我的老熟人。大家劫后重逢,感到格外亲切。我的发言也受到了大家的欢迎。这件事被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知道了,他认为让我参加这个学习班并讲有关党史、军史方面的问题不合适,就直接打来电话进行干预。但这时我已经讲完了。

为此,刘俊秀挨了三次批评。当时我所讲的内容,后来都写进《朱毛红军侧记》一书,完全是史实。程世清之所以要横加干预,想来他是省委书记和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很需要表现一下“造反有理”的精神。

我虽然还在受审查,但有同情我的人。一天,有人告诉我一个消息,说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利用“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的手法,发动突然袭击,加紧抢班夺权。毛主席及时识破他们的阴谋,在全国普遍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给林彪一伙以沉重打击。

从那时起,我的政治待遇有了改善,军代表小组常通知我到校部去看文件,14华里的路,上坡下坡,走走歇歇,一般要两个小时左右才能到。军代表考虑我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同时为了安全起见,便派出唯一的一辆“华沙”轿车接我去看文件。组织上的关心照顾,既使我感到温暖,也使我不安。因为那时农垦部的领导干部还有好些人没有“解放”,我个人虽“解放”了,仍显得有点不大自如。

后来,我搬到山下广播站附近住。连队盖起新房子后,其他各户陆续也搬了。我被安排到离新丰大队两华里、与校部隔河相望的2连住,以利于参加政治生活。

1971年9月,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消息传到干校,我深为党和国家、军队感到庆幸。正所谓“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如今这个庆父式的人物还没等到人民起来除他,竟可耻地自毙于异国他乡,真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然而,下一步情况会是怎样呢?我和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听传达。

大约是10月上旬,副军代表张致敬、校革委会主任李更新等从北京回来,带来了中央有关文件。干校的核心小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我也被扩大进去,并在会上发了言,会后我向中央专案组写了揭发批判林彪的材料。1972年5月我参加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会议,我写的那份揭发批判材料,与朱德、聂荣臻等的揭发材料被列为7个主要材料之一,在党内公布。

不久,在干校范围传达、学习,展开了肃清林彪反革命集团流毒的群众性大批判。“文革”以来,我的心情从没有这样舒畅过。因为高兴,又一次登上了云山。

我一早开始爬山,雾气很浓,人在雾中穿行,走一段,停一停,近午方始登顶。凭高眺望,眼前白云苍茫,随风幻变,时阴时晴,气象万千;阵阵山风吹来,松吟蝉鸣。面对如画景色,不觉心旷神怡,因得七律一首:

山居又是沐秋阳,唯读唯劳且自宽。

晨出家门穿雾上,午登山顶看云翔。

青杉作伞蝉鸣晚,绿草如茵野菊香。

一任乱云随风舞,抬头凝目望东方。

这时我唯一感到不足的,是党的生活尚未恢复,内心还是有一种难以排遣的孤独感。

我入党后,只在南昌起义失败后一度与党组织失掉联系,经过千辛万苦寻找,终于又恢复组织关系。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开除”出党。此次去江西,原以为能通过整党恢复组织生活,然而整整5年多,一直置身于党外,就同当年与组织失去联系,形如孤雁的感觉基本一样。

1972年元旦到了。这是在干校度过的第2个元旦。放假期间不断有同志来我处,大家在一起聊聊,节日过得比头年还热闹。谈得最多的是林彪的叛逃。我与林彪工作时间久,了解多些,自然就成为谈话的中心。

新的一年刚刚过去半个月,1月16日那天,张致敬来电话通知我:“农林部党的核心小组决定恢复你的组织生活?!碧秸飧鱿?,我心上的一块石头顿时落了地。终于又回到党的队伍中来了!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过了20天,校部又来电话,通知我回北京。我又惊又喜,忙追问一句:“带不带东西?”对方答:“带,全带上!”我明白了,是召我回北京了。

林彪的1号命令,把许多老干部及其亲属都赶出了北京,在我去五七干校不久,我的岳母和姨姐也到了江西抚州。岳母是一个通晓革命大义的妇女,她有4个儿女参加了革命,其中两个儿子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牺牲,两个女儿也都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虽然她是家庭妇女,但对儿女参加革命,不仅不阻挠,而且积极赞助。她从直观的影响中对共产党产生了朴素的感情,又从这种感情上升到理性的认识。她常说,我的儿女们是好样的,他们参加的党也一定是好样的党。我被批斗并被抄了家,姨姐姐(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也被幽禁,她虽然紧张,但无怨无尤,她相信共产党。

在云山接到回北京的通知,我想先到抚州,把这个消息告诉岳母,宽慰她老人家。我向军代表和部革委请假,他们立即同意,并派了一辆小车,让五七干校一位精干的同志随我同去。

到了抚州,母子、姐弟相见,心情分外激动。她们听到我回北京的消息,好高兴啊!虽然她们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回京,但为我的问题开始得到澄清而兴奋不已。在抚州住了一晚,次日赶回云山,准备回北京。

盼望日久的事竟来得这样突然,一时反倒不知先做什么好了。消息传开,有些同志来帮助我整理行装。我决定不仅是铺盖、书籍,凡是我个人的劳动成果,能带的都带,包括斧、锯、凿和门前那条斧痕累累、又长又重的木工凳,以留作两年多干校生活的纪念。

校领导想得很周到,为了路上有个照应,决定提前安排军代表小组成员孙瑞林探亲,顺便送我回北京。

可是天不作美,正当我们要启程的那天凌晨,赣北地区下大雪。漫天皆白,公路上雪深盈尺。孙瑞林特地出去踏察了一番,回来告诉我,不用说是开车,就连步行都有困难。没奈何,只好卸下行李,直等到路上积雪开始融化才登程。

可能是由于天气骤变的缘故,一上路我患了感冒。多亏有孙瑞林照应。3000多里路程,历时两天两夜,终于在春节前回到了北京。全家3代,分别从各地归来,劫后重聚,畅叙别情,颇有恍若隔世之感。最令人高兴的是见到了才一岁半的小孙子,使我感到格外亲呢,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隔代亲”吧。

回到北京后,干校和云山地区不少同志还陆续来看望过我。周田的小赵、小陈等及云山垦殖场总场的领导同志,到北京时都到我这里来。他们未来之前,先打听我的情况,想叙一叙,又怕给我“添麻烦”,大概也是担心我重新任职后不像在云山时期那样了。

我知道这个情况后,便通知门卫:凡是江西来找我的人,请立即通知我。他们的到来,不仅使我有一种亲切真挚的故人之情,同时,也帮助我了解一些农村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与群众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直接联系,有利于密切党群和军民关系??梢运?,这也是我走“五七道路”的收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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