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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超超:生產線上的革命——20世紀50年代上海工業企業的勞動競賽
作者:林超超   深圳彩票投注   時間:2020-01-22   來源:開放時代雜志
   

一、前言

 

  近三十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劃時代意義被不斷強調與認可,改革前三十年的中國計劃經濟體制也在以近乎反面教材的面目被反復提及,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以及低下的經濟效益成為后人對于那個時代的普遍印象。研究者在論其成因時,大都明示或暗含了一種觀點,即計劃經濟體制下對微觀經濟主體(包括地方政府、企業和勞動者)的激勵不足,是造成經濟運行當中效益低下的主要原因。筆者在這里并非想為改革前的經濟發展模式翻案,但必須指出的是,既有的認知都在一定程度上默認了一個前提,即一旦經濟主體的積極性提高,就可以獲得效益型的經濟增長;同時否認了一個可能,即計劃經濟體制下以增效為目標的激勵機制的有效性。

 

  近年來一些研究者開始從個體理性與集體行動的角度,質疑中國計劃經濟體制中勞動激勵不足的成見,認為恰是在勞動激勵下個體對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導致大量“無效”勞動的出現,從而降低了集體經濟的收益與效率。筆者對這一解釋本身基本表示認同,尤其在勞動監督更易于實現的工業組織內部,工人的勞動強度較前集體化時期的確有了顯著的提高,不過,論者著力于勞動者的觀察與討論,恐怕還不能充分解釋中國集體化經濟的低效問題,在國家與勞動者之間存在的其他博弈方,如“單位”及其科層結構(在城市以企業為代表,在農村以人民公社為代表)、地方政府等微觀經濟主體,顯然不能被忽略。

 

  對歷史問題的解釋首先需要還原歷史場景,我們不妨進入生產場域思考這樣一些問題,那就是1949年后的新政權是如何組織基層單位和個人投入生產,同時后者又是如何做出反應的,只有明確了這些問題,我們才能進一步回答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經濟發展的癥結所在。在下文中,筆者就將通過對20世紀50年代作為生產動員最常見手段之一的勞動競賽的探討,以上海工業為例,嘗試對以上問題進行實證性的分析與討論。

 

二、生產動員與勞動競賽的興起

 

  中國共產黨的生產動員經驗可以追溯到延安時期或更早時候出現的生產運動,培養出了像吳滿有、趙占魁等一批來自不同行業的勞動模范和典型人物,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趙占魁運動。趙占魁本人是西北農具廠的一名翻砂工人,他的勞動干勁和先進事跡得到了陜甘寧邊區政府的重視和表彰,毛澤東對其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并號召“發展趙占魁運動于各廠”。此后,趙占魁運動在陜甘寧邊區和其他根據地蔓延開來,先后涌現出了甄榮典、張秋鳳等一批工人學習榜樣。據稱,通過開展趙占魁運動,陜甘寧邊區各工廠平均增產30%~50%。在當時,組織生產運動、獎勵表彰勞模,除了出于軍民生產動員的需要,恐怕還兼顧有政治上的宣傳教育目的。共產黨政權真正開始在工人中組織起有規模有計劃的勞動競賽,還得到鞏固東北根據地以后。

 

  應該說東北工人生產競賽的興起與蘇聯工業化發展經驗的輸入是直接相關的,除了受到“斯達漢諾夫運動”的影響,在東北地區較早出現的創造新紀錄運動,還是從蘇聯引入的旨在控制成本的經濟核算制在貫徹落實中的一個副產品,并同反浪費斗爭構成了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可算是后來興起的增產節約運動的前身。沈陽機器三廠的青年車床工人趙國有以其一次次地刷新車床上塔輪的生產時間,而成為這場創造新紀錄運動的標兵。50年代以后,當東北經驗向全國推廣之際,朝鮮戰場的形勢發生了變化,中國政府做出了出兵朝鮮的決定,于是國內的生產動員順理成章地增加了“保家衛國”的愛國主義宣傳部分。繼東北之后,1950年底,各大行政區陸續下發了在工人中廣泛開展時事宣傳與愛國主義生產競賽的指示。

 

  競賽的內容主要是超額完成生產計劃或按時完成臨時增加的特殊生產任務,它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繁重的軍需訂貨任務的突擊完成。從上海市貿易信托公司反饋的數字來看,1951年由其代辦的軍需采購和加工訂貨任務比1950年增加了6倍,許多任務必須要通過突擊和行業協作來解決。為制造競賽的聲勢,19511月,東北機械局第五機器廠的馬恒昌先進生產小組,在報上提出了開展愛國主義生產競賽的五項條件(主要包括保質超額完成生產任務、遵守師徒合同和勞動紀律、安全生產以及加強政治學習等),向全國各廠礦工人發起挑戰。全國總工會隨即發出在全國開展馬恒昌小組競賽運動的決定。到這年5月底,全國參加競賽的廠礦企業職工超過了223萬人。在推進愛國主義生產競賽的同時,各地還普遍開展了合理化建議運動。19508月,政務院頒布了《關于獎勵有關生產的發明、技術改進及合理化建議的決定》,以激勵職工群眾的參與積極性。上海市在17家國營重工業企業中也組織了歷時三個月的“愛國主義生產競賽”,賽后有三家工廠被華東工業部授予了優勝錦旗。同樣的愛國競賽動員也發生在上海市的其他工業企業當中,不過光有競賽的決心不夠,還得有競賽的條件。由于原料物資的匱乏,許多工廠的“愛國競賽”只是喊喊口號罷了,實際上并無明確的競賽計劃。

 

  這種情況與同一時期工業企業里密集的政治工作占據了企業基層干部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也不無關系。從19524月下旬開始,上海工業領域的增產節約運動與勞動競賽戰火重燃。但就總體而言,在1953年以前,由于供產銷體系尚不完善,以及多次政治運動的干擾,除了少數生產穩定的國營或軍管企業之外,勞動競賽的貫徹力度一般都很有限。1953年以后,計劃經濟建設的大規模展開使得最高當局對勞動競賽的動員效力有了更高的期待,在勞動強度之外,對工人的勞動技能以及勞動效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新政權在執行勞動激勵過程中所遭遇的現實困境,也更多地被暴露了出來。

 

三、勞動競賽的制度化:指標、獎勵與政治動員

 

 1953年下半年,幾年來緊鑼密鼓的各項政治運動初告段落,但各地未有喘息機會,由于上半年財政預算上的虛假數字和大舉上馬的基建工程給國家財政造成的沉重負擔和赤字,中央在發現問題后緊急下發了新的增產節約運動指示,責成各級行政單位督促工業生產部門力保完成。上海各重輕紡工業企業的生產計劃也相應作了調整,在產值方面最高要求在原定計劃之上提高9%的比重,上繳利潤方面最大增幅高達26%。9月,全國總工會發出了《關于進一步開展增產節約勞動競賽保證全面地完成國家生產計劃的緊急通知》。一個月以后,賴若愚在全國總工會主席團會議上作了發言,明確指示將勞動競賽作為經常性的勞動方式,從而將勞動競賽推向了新的發展階段,同時亦將工會的工作重心從政治工作轉移到了組織生產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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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增產節約運動,對于企業而言,實際上就是要完成一些上級下達的生產指標(大體上可分為增產指標與節約指標),因此,增產節約運動的壓力首先發生在這些基層單位的領導高層。從東北的先例來看:有的工廠是將指標層層分配,下放到具體車間、工段乃至生產小組;有的工廠不等發動工人,先變賣了閑置的機器或廠房,湊齊了資金以便日后作為增產節約利潤上繳;還有的工廠為了實現節約指標,就從工人的生產和生活必需品中省出,本應著力的生產動員往往成為一場“數字游戲”。東北如此,全國的其他地方亦是如此。

 

  上海就曾披露了國營企業為應付國家下達的生產指標而常用的欺瞞手段,其間可以看到企業領導層在指標數字上的精心算計,國營新滬鋼鐵廠即是一例。1954年上半年該廠接下了為鐵道部鑄造冷鑄車輪的單子,交貨時因質量問題被退回了13件,這本是件常事,但廠方考慮到國家規定的車輪制造質量指標(正品率)為80%,若將退回的13件不合格產品計算在內,廠里本月的正品率就只有79.9%。見此情形,廠長匆忙下令責成機電科從速修復次品,在突擊之下有8只車輪得以修復并轉賣給了其他買家,從而將本月“合格”出廠的成品率提高到了80.23%,“突破”了質量指標。作為上海重工業行業的示范工廠,生產指標的完成情況不僅事關企業的聲譽與經濟利益(脫期需交罰金),更與企業領導層的政治生命息息相關。除了以次充好、降低次品率,工廠還可能會不計成本去“實現”各項指標,如隱瞞真實的原材料消耗水平、降低成本記錄,從而達到較理想的生產業績等。

 

  以政令的方式督促企業發動勞動競賽,恐怕是當局認為能較好地起到增產節約實效的激勵辦法。按規定,勞動競賽的程序一般分三步:第一步是企業在接到國家計劃(生產指標)之后制訂本廠的生產和財務計劃(高于國家計劃),并向車間以下制訂具體的作業計劃,后者提交保證條件(不低于作業計劃),除了產量、質量、成本計劃,還包括貫徹工作法、安全保障等方面內容,作為競賽條件。第二步是在競賽中推廣先進工作法和生產經驗,并通過召開生產會議,解決生產中出現的關鍵問題。第三步就是進行賽后總結、評比和獎勵。

 

  以棉紡織行業為例,對增產節約指標與勞動競賽再做一番具體的說明。上海的棉紡織業歷史悠久,但在工人中組織生產競賽還是一件比較新鮮的事。在1953年以前,紡織廠的勞動競賽主要是圍繞著推廣先進工作法(如“郝建秀細紗工作法”、“五一織布工作法”等)、提高看機能力,同時配合工時改革而進行,1953年以來,勞動競賽的主要內容開始逐步轉移到完成生產計劃及各項增產節約指標上來。紡織工業部下達的生產計劃指標有生產總值、混合產量、質量、勞動生產率、工資總額、平均工資、工業生產人員數、職工培養訓練數目及完成時間、成本降低率、成本降低額等多達十余項,在增產節約的最高指示下,企業及上級主管部門不得不在上一期指標和實際完成情況的基礎上加碼,提高產值、產量計劃,降低成本計劃,這就使得每期的指標是滾雪球般越滾越高,以至于許多棉紡織工廠在195310月過后,普遍有了顧慮,擔心“潛力已經差不多了,再挖的可能性不大”。不過話說回來,即便計劃真的白紙黑字地被制訂出來,很大程度上也只是紙上談兵,實際的情形還得另當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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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展勞動競賽的目的是為了完成和超額完成生產任務,對于大部分計時工人而言,競賽就意味著要提高他們的日常工作量,甚至付出高強度的體力勞動。事實上,紡織廠提高產量的基本辦法就是加快紡紗車的車速,這樣一來且不說紗線斷頭增加、品質下降,細紗產量增多也必然導致后紡工序的吃緊,不得不加班加點,這無疑給企業基層干部的競賽組織工作提出了難題。雖然理論上計件工人可以通過多勞多得的方式獲得獎勵,但在實際中,一旦大部分的計件工人提高了生產效率,勞動定額也會隨之調整,從而降低了計件單價,而即便定額的修訂不能迅速跟上,為避免計件工收入過快增長,擴大與計時工的差距,行政上也可能強行凍結計件工資水平。

 

  在不少基層干部看來,設置統一的獎勵制度是鼓動工人們熱衷競賽更為有效的激勵辦法。企業的勞動競賽獎金(包括合理化建議獎金、發給先進個人和模范車間或班組的獎金等)一般是從企業獎勵基金中提取,根據1953年底新頒布的“國營企業提用企業獎勵基金暫行辦法”,在每季度結算后,完成生產總值、利潤及利潤上繳計劃的工業企業,可依據不同行業的規定從計劃利潤和超計劃利潤中分別提取最高不超過3.5%和20%的企業獎勵基金。在一些利潤豐厚的企業,這筆基金數額可能不小,但其中很大一部分首先被用于改善各種福利設施或補充生產設備,甚或被企業高層挪為他用,因此實際花費在勞動競賽等職工獎勵上的開支就所剩無幾了。全國總工會在全國范圍內的調查也顯示,從1953年開始,工業企業中針對職工的獎勵制度取消的多,新立的少,雖然企業中還留有質量獎、節約獎、安全獎、超額獎等獎項,但其得獎面和獎金額都不斷下降,如第一機械工業部所屬近百家企業中,至1955年第一季度,全季得獎人數還不到全體職工的5%,獎金總額僅為工資總額的1.15%,平均每人得獎金六角。

 

  全國總工會的調查揭示了企業高層對于職工獎勵的疏失,但是當局并沒有就此指示加大對職工的物質獎勵力度,事實上,50年代初對工會的“經濟主義”作風批判,使得物質獎勵成為一個十分敏感的話題,常常成為不滿者詬病的口實。此外,工人領不到可觀的競賽獎金,也與賽后評比難以操作有一定關系。一來由于生產原始記錄不完整或錯誤百出,評獎考核無所憑據;二來車間里本是一個“熟人社會”,“自報公議”的評獎辦法往往很難發揮它預想的效果,擔心對別人評頭論足要傷和氣的工人,更傾向于領導全權包辦,未完成生產計劃的班組自知得獎無望,對評獎公議更是冷眼旁觀。久而久之,許多工廠也就索性不搞賽后評獎,工人們對勞動競賽“虎頭蛇尾”,也早就習以為常了。

 

  勞動競賽的物質獎勵有限,但還可以有精神鼓勵,評選先進個人和模范小組就是一項被長期保留下來的例行公事。上海市第一次勞模大會始于1950年,期間共評選出市勞模673人,并從中選送了15名先進代表出席當年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工農兵勞動模范代表會議。隨后,從1953年至“文革”前夕,市級勞動模范基本上是每年評選一次。

 

 50年代以來的各項經濟和政治運動往往強調培養“典型”帶動全局,及至勞動競賽也不例外。如國棉二廠在推廣“郝建秀工作法”時一度受到工人們的強烈抵制,工人們普遍認為目前的看機能力較此前有了顯著提高,“郝建秀工作法”中的某些細節已無法顧及。為了確保工作法的施行,廠領導的做法就是動員積極分子配合裔式娟小組進行試驗,并向其他小組發起挑戰,從而造成了聲勢,反對意見也就銷聲匿跡了。裔式娟小組也被評選為1953年全國紡織工業模范小組。

 

  培養勞動模范實際上也成為各單位力爭的一項政治榮譽,為突顯模范小組和個人的先進事跡,企業除了會為他們創造有利的生產條件,還會極力掩藏他們的缺陷,以至于賽后如有評獎,總有未得獎的職工鬧意見,甚至檢舉“勞?!鋇男榧儷杉?。如恒豐紗廠的勞動模范王巧根就長期遭到工友們的責難,原因是在競賽中廠里有意藏起了她織出的壞布。因此,在許多先進個人看來,當勞模絕不是一件輕松愉快的事情,它意味著他們今后只有好上加好,否則難免有失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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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大體上而言,缺乏經濟激勵的勞動競賽之所以能夠奏效,既與50年代以來的政治運動環境密不可分,又與當下的輿論和宣傳直接相關。對于生活在集體化時代的中國基層干部和工人來說,勞動競賽恐怕不僅僅是一種行動激勵,更多的時候他們也將其視為一項無需遲疑的使命。從愛國主義生產競賽開始,勞動競賽就被賦予了一定的政治意涵,報紙上幾乎天天都可以看到全國各地開展勞動競賽的報道和勞動模范的先進事跡,工人的積極生產被認為不僅事關物質財富的創造,更是關乎整個國家的工業化建設大局;在工廠里,一名工人的生產工作也不僅事關其個人的利益得失,更關乎整個班組、車間乃至全廠的集體榮譽。各種跨際競賽正是一種基于集體榮譽的激勵辦法,且不論全國性的或全市性的同業廠際競賽,就是在一廠之內的班組競賽也常令工人們緊張不已。

 

  當時工廠里較為常見的競賽鼓動辦法是獎勵流動紅旗,有的工廠還設有一、二、三等獎獎旗,完成計劃最好、得分最高(后打分制取消)的工段獲得一等紅旗,其他以此類推,每月一評;如上月評出的一等紅旗工段本月成績下滑,該工段負責人須親自將一等紅旗送到本月的優勝工段。除設置獎旗,廠工會還會搭建勞模光榮臺,或將各班組的指標完成情況以圖表的形式張榜公布,比如以飛機飛行高度表示成績高低,形象且直觀。競賽能否取得優勝也許并不是工人們普遍關心的,他們在意的還是指標的完成情況,在競賽前的思想教育與生產動員中,工人們會被告知“國家計劃就是法律”,他們必須積極地遵循。同時,勞動競賽也成為積極分子展現自我“積極性”的一次很好的表現機會。

 

  從國家的角度而言,勞動競賽與同時期歷次群眾(政治)運動一樣,事實上都是國家藉此透過官僚體系發動群眾、達到特定目的的手段。我們必須承認勞動競賽作為上海工業領域新植入的勞動激勵辦法,為實現追加的增產節約指標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這也就是為什么1953年一過,各地普遍出現了勞動競賽“松勁”的情況,一年來的指標壓力與勞動競賽強度讓企業上到領導層下到一線生產工人都深感疲憊和厭倦。但是,這一過程中,國家卻消耗了無法計量的成本投入,以至于將舊體制下的中國經濟送入了高增長、低效益的漩渦之中。

 

四、效益經濟的難題:體制內博弈與增效改革的困境

 

  在1953年全國總工會號召全國范圍內的增產節約運動之時,已經明確指出了既有的勞動競賽中存在的不實記錄和虛假行為,多年過去,這些現象并沒有減少,反而愈演愈烈,究竟是什么原因讓國家的增效改革目標一次次地落空,在這過程中究竟發生了什么,阻礙著中國經濟增長走出低效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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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當代中國工業組織的觀察,我們無法回避“單位”體制及其內部的權力結構。魏昂德(Andrew G. Walder)于20世紀80年代有關中國工業企業的研究被認為是中國“單位”研究的開山之作,其后不斷有國內學者對“單位”體制加以闡釋,總體而言,大部分研究者都強調了國家通過單位組織(企業)分配稀缺資源,從而使得單位組織成員在依附于單位組織的同時依附于國家。然而必須指出的是,這種依附關系的存在并不意味著國家在所有領域內都占據上風,事實上依附者仍可以通過隱藏內部信息的體制內博弈行為對國家造成經濟損失。應該說,由于缺乏市場的競爭機制,國家必須直接面對來自單位組織及其成員的博弈,因此國家對后者的控制力度愈大,其付出的制度維系成本也可能愈大。

 

  生產指標和勞動競賽就是中央政府認為的能夠向企業和工人施加控制的兩種有效手段。前面已談到,為了實現增產節約的增效目標及“挖掘”企業的生產潛力,經上級核準后的生產指標總是要略高于上期實際達到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雖然企業的獎勵基金與生產指標的完成情況掛鉤,但企業的最優行為不是力爭每期均取得最高業績,因為這就給下期增產節約指標的完成加大了難度,隱瞞最高生產能力、適當超額才是那些擁有較好生產條件的企業的更佳選擇。

 

  首先,企業高層及計劃科在制訂超額計劃時會有意地“留一手”,車間一級大體上就是看計劃科拿下什么計劃來,他們就照樣畫葫蘆,對于工人而言,實際上訂不訂個人計劃已無多大意義,因為生產記錄一般只到班組一級,個人成績很少能被精確地記錄,賽后個人評比就常常因此不了了之。上報的計劃固然要壓低一些,但企業在實際生產中還是會力求超額,并將部分超額產品“埋伏”起來,留待日后機動使用。

 

  有能力超額的企業尚且如此,完不成生產計劃的企業就更得絞盡腦汁了,有的企業是“以少報多”,謊報實際產量,有的“以次充好”,蒙混次貨出廠。如國營毛紡織一廠在1954年入庫的成品中,經監察部門抽樣竟有五成次品,二廠在第一季度因產量不足,便多報了入庫毛紗100公斤,并將一月份出的次品分攤到二月、三月上報,以降低當月的次品率,像這種虛報正品率、隱瞞積壓次品的現象普遍存在于眾多企業當中?;褂械鈉笠擋話垂移分旨蘋猩?,私自增產產值高、工人技術熟練的產品來湊數,但求生產總值達標。

 

  不單工廠一級如此,在一廠之內,各車間、工段、班組亦常常使用同樣的伎倆應對廠內的質量檢查。在紗廠里,領班知道如何將壞紗分裝,摻入正品,以逃過檢驗員的注意,也有人將壞紗私藏,乘人不備混入下班。織布工人出了次布,則以白粉涂抹,貼花衣、白紙,借以蒙混。工人們還常常以自己的這些混淆視聽的手法自詡,一旦成功便相互慶賀,甚至還會得到領班的嘉許和鼓勵。領班帶領本班成員“找竅門”完成生產指標在車間里幾乎是公開的秘密。

 

  以上現象的存在暴露了國家對企業內部監督的軟弱乏力,缺乏科學有效的管理手段,對工作現場的信息采集仍處于散漫狀態,才讓各種隱瞞記錄的虛假行為有機可乘。雖然在發現問題后,國家加大了監察力度。但是,從日后的實際情形來看,指標激勵的負面作用仍在發揮效力,成為各類虛假行為不斷滋生的土壤,乃至出現“大躍進”中的“浮夸風”,也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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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對企業內部可能縱容和蓄意的虛假行為不是不知道,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央政府如此熱衷于勞動競賽,正是要藉此透過企業的科層結構實現對工人個體的生產動員,以使生產指標真正落到實處。不過在實際操作中,由于工業生產是一個分工協作的過程,環環相扣,某道工序能否完成指標還取決于上一道工序的生產情況,單方面的增產并不一定帶來整體業績的提高,且限于當時工作現場的監督與管理水平,缺乏及時、精準的數據記錄,事實上工廠里常常是平時生產不緊不慢,到了月末發現計劃尚未完成,于是車間干部急忙組織工人加班加點,把勞動競賽作為突擊手段。如此一來,生產質量自然無從保證和顧及。工人中就有“寧吃質量批評,不吃產量批評”的說法,在他們看來,產量指標完不成是大事,而質量差一點無非是挨挨批評罷了。

 

  如何扭轉勞動競賽單純拼體力、低品質的局面,是讓當局困擾多時的一個難題,這樣終于促成了一場以“技術革新”為口號的勞動競賽。19545月下旬,報上公布了全國總工會《關于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技術革新運動的決定》,提出把技術革新運動作為當前勞動競賽的主要內容。這項決議是在東北鞍山鋼鐵公司試驗的基礎上,組織7位工業勞動模范倡議而形成的。如果我們稍加梳理就會發現,新政權在第一個十年中發起的歷次工業領域的重大改革與運動,無一不是在東北工業基地進行試點之后向全國推廣的。東北地區從一開始就匯聚了全國工業技術領域的精英,并以其地緣優勢得到了蘇聯的重點援助,其工業發展的基礎實力自然不是同期全國其他地區可以匹敵的。這種以典型帶動全面的經驗推廣方式本身就存在著流弊,也為后來的發展埋下了伏筆。

 

  所謂“技術革新”,具體包括生產設備、工具、流程、技術標準和操作方法等方面的改進,大力號召企業和工人“找關鍵”、“出課題”,解決生產上存在的問題,同時繼續推廣蘇聯經驗中的一長負責制,提倡專人負責,并給予對技術革新有實際貢獻者以物質和榮譽獎勵。依據同期下發的獎勵條例,獎勵標準有發明創造、技術改進、合理化建議三種程度級別之分,獎金額度以建議采用后一年內所節約的價值為基底抽成,同時對協助他人完成技術革新者也設置了一定獎勵。以上獎勵規則著實復雜,且獎勵兌現的周期也較長,因此大部分企業基層干部并沒有嚴格遵照行事,通常是對建議者統一獎勵一些小物品,如工作服等,同時對職工所提的合理化建議也很少付諸實施,嫌小建議細碎,可有可無,倒不如維持原樣更省事,而好建議總是需要經費支持,最后往往被束之高閣。

 

  工人們的“發明創造”難免缺少操作性和經濟價值的準確判斷,而得不到技術人員的認可;沒有技術人員與資金的支持與保障,單憑工人們的一己之力和主觀熱情也很難將“發明創造”轉換為實際生產力。有的企業只是片面地追求合理化建議的數量,向技術人員和工人“逼課題”;更為荒謬的是,有的企業為保證每個月均有“大課題”提出,把生產上已經出現和發現的問題留作下月的“課題”,而不及時更正;還有的企業基層干部因害怕擱置工人的建議要背負“官僚主義”的罵名,而縱容車間盲目試驗,以致浪費原材料和勞動力的支出,于生產不利反害。

 

  此時國家之所以推動技術革新運動,是期望在不擴大現有投資(包括人力和設備)的基礎上,通過群眾性的生產動員,從工藝流程、操作方法、原材料消耗等方面下功夫,來實現增效降耗的經濟效果。國家也多次強調各工業部門必須嚴格執行勞動計劃,做到“增產不增人”。因此,擴大資本、人力等生產要素投入的動力更多來自企業而不是國家。在高指標的壓力下,企業一方面想要爭取投資,擴大生產規模,另一方面又寄望于增加勞動力儲備,依靠人海戰術。由于國家放松了勞動管制,在“大躍進”期間許多工廠實有工人數成倍增長。某些企業看到勞動力緊張,生怕往后招不到人,因而在招工時就“寧多勿少”、“寧早勿遲”,甚至不擇手段地“私招亂挖”在職工人。當下再多的技術革新,恐怕都不如對勞動力的直接動員(提高勞動強度)的收效來得迅速和顯著。

 

  針對一些地方對開展技術革新運動影響正常生產的非議,賴若愚寫信給李富春表示技術革新運動應繼續搞下去,對運動中出現的偏向,將予以糾正。李富春認為問題的關鍵是如何根據各產業各企業的不同情況規定不同的技術革新內容。19552月,劉瀾濤向全國總工會黨組傳達了中共中央書記處關于技術革新問題的指示,后者認為,把技術革新作為勞動競賽新階段或主要內容這個提法不確切、不完善、有缺點,技術革新的內容一般是由國家增加投資改造技術裝備來完成的,而勞動競賽的實質是群眾運動;“技術革新”這個口號有重新審查的必要。全國總工會討論了中央書記處的這個意見,于19553月召開七屆六次主席團會議,決定取消“技術革新”的口號,這也給幾年來步步升級的勞動競賽降了降溫。

 

  但是,1955年一過,中央很快下達了新的勞動競賽(名為“先進生產者運動”)指示,以推動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提前和超額完成。及至1958年,毛澤東在指揮工農業“大躍進”的同時,又再次燃起了群眾性技術革新運動的火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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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先前取消的“技術革新”口號再度被提出,毛澤東對此毫不隱晦地表達了他對群眾運動式的經濟建設方式的青睞。此時技術革新與技術革命運動重新受到當局的重視,與“大躍進”中拋出的高指標是直接相關的。

 

 1958年“大躍進”開始后的幾年是通常認為的舊體制下經濟運行效益的最低谷,但那些年卻是從中央政府調整計劃經濟體制,主動向地方下放權限開啟的。1956425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講話,這個講話就是后來我們所熟知的《論十大關系》,它也被作為我國汲取蘇聯經驗教訓、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起點。在這個講話中,毛澤東汲取了各省市地方要求“放松手腳”的意見,提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如何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思考,表示要照顧地方的利益,給地方多一些機動權。1957年底國務院發布了指示,規定從1958年起將大部分輕紡工業企業和一部分重工業企業由原來中央政府各專業部(局)下放給地方政府管理,這些企業的利潤收益實行地方和中央二八分成,同時增加地方在物資分配方面的權限。經過此番調整,在滬的中央企業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由1956年的50%強下降到2.3%。

 

  與此同時,從1956年《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討論伊始,農業方面不斷刷新的計劃指標也帶動了工業等其他部門紛紛拋出“衛星”,雖然在周恩來的主持下,國家計劃部門曾力壓“冒進”,但到了1958年之后他們也不得不做出妥協,在1月份召開的南寧會議上,周恩來就“反冒進”作了自我檢討。隨后形成的正式文件中,毛澤東還采納了薄一波的建議,對地方實行“兩本賬”的激勵辦法。所謂“兩本賬”,一本是必成的計劃,對外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計劃,高于前者,不公開。中央有兩本賬,地方也有兩本賬,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賬。

 

  利潤分成和地方自主編制“第二本賬”的激勵辦法,其實質都是對地方政府追加生產計劃指標的鼓動,甚或是壓力。1957年底上海市提出的“二五”計劃目標中,計劃1962年工業總產值為176.3億元,平均每年增長10%,19585月被修訂為370億元,平均每年增長26.6%。如此以上,基層企業的生產任務一般都較去年增加了兩倍以上。在高壓之下許多企業高層管理人員都“亂了陣腳”、“急得吐血”,直呼指標“冒進”,眼下太多的工作不知從何抓起,只能“有啥搞啥”,未來的規劃根本無力多想。有的工廠打起了“擂臺”,由各車間班組自報生產計劃指標,比數字;有的車間黨支部組織起了“鳴放”會,名義上是由工人自報勞動定額,但干部心中已有一個內定數字,工人自報數不達標,“鳴放”也不會輕易停止。不過,事實證明,干部們對工人不夠“積極”的擔心往往是多余的,工人們知道提高勞動定額是他們此時的不二選擇,他們擔憂的無非是要多出點力罷了。相比之下,干部們尤其是企業的高層干部的顧慮就要多一些了,一旦他們夸下???,就必須力保完成指標,否則他們要面對的就不只是經濟損失,而可能是政治上的責罰。

 

 19586月下旬,上海各區委紛紛出動,做基層干部的思想動員,批判松勁思想和畏難情緒,力保躍進計劃的完成。到了8月北戴河會議之后,大煉鋼鐵的形勢之下,作為工業重鎮之一的上海五度修訂了工業生產計劃,最后確定的工業總產值高達855億元,其中1962年鋼產量計劃為1957年實際產量的近六倍?;閆笠檔腦窘副甏聳幣巡皇?/span>2倍、3倍的增長,個別企業的增長率竟達到了50倍以上,如中國滾珠軸承廠下半年產量要求比去年同期增長75倍,日產量要從2200套躍進到15萬套。

 

  我們可以說地方政府提出的高指標是盲目和不切實際的,但此時更需要討論的問題是,“吹完了牛皮”是否可能且又該如何去實現呢?無疑,企業始終是高指標的直接承擔者。上海市委一面樹起了工業系統的“八面紅旗”(江南造船廠、上海第一鋼鐵廠、上海第二棉紡織廠、公私合營銅仁合金廠、上海第二印染廠、公私合營永鑫無縫鋼管廠、公私合營大達電機制造廠、公私合營大安機器廠),號召全市工業企業開展比思想、比智慧、比作風、比干勁的“四比”競賽活動;一面組織了聲勢浩大的“萬人檢查團”,深入基層,給企業的“大躍進”計劃和落實施加壓力。對于企業而言,此時最省事的做法也許就是向車間、小組硬性攤派躍進指標。

 

  在這種情況下,“技術革新”、“技術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一種政治話語,為高指標的不斷突破提供了合法性支持,上級主管部門藉此將指標躍進之后產生的實際困難(如缺工少料)拋給了基層生產單位,單純地強調通過技術革命尋求解決辦法,而難在技術領域帶來實質性的突破。如上海柴油機廠在1958年初接到計劃指示,要求本年度生產柴油機4250臺以上,這個指標是1957年實際產量的近兩倍。到了8月底,柴油機產量僅有2400臺,還有差不多一半的任務要在最后的四個月內完成。更為棘手的是,柴油機上的機油泵原由附近的上?;渤Т?,但機床廠也已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無奈,柴油機廠只好自己動手生產機油泵。稍有些生產經驗的工人都知道,機油泵可不是個簡單的部件,但為及時完成生產任務,有的工人大膽提出了簡化機油泵結構的建議——取消或更換一些不必要或難以加工的零件,搞所謂技術革命。廠里的技術人員起初雖也據理力爭、極力反對,但最終還是依從了工人們的大部分提議,減少了機油泵三分之一的零件。再如紡織廠為了完成躍進指標,過分地提高紡織機的運轉速度,強調要破除“危險速度”論,結果造成生產上的空前混亂,斷頭多得無法統計,機件損壞嚴重,產量不升反降。

 

  事實上,眼下工廠企業既沒有條件普遍實現機械化和自動化的發展,也沒有時間等待新技術投入生產之后可能回報的利潤增長和效益提升。雖然1958年以來國家加大了國營企業的利潤留成,用于獎勵先進、鼓勵創新,但這部分資金絕大多數都被用作計劃外的生產設施和設備建設,以備不斷高漲的工業生產要求。在不少企業看來,在工人中發起技術革命是額外增加任務,對于躍進指標的完成裨益甚少,倒不如擴大招工、加班加點、搞勞動競賽更為實際。據統計,僅鋼鐵工業,1958年上海全市新增職工就高達7.25萬人。

 

  除了大搞技術革命的國家動員,為力促企業“挖潛力”、“想辦法”完成指標,繼19579月全民整風運動指示之后,1958年初,中共中央和上海市委繼續下達了以“反浪費”為中心的整風指示,號召工人群眾貼大字報、揭發檢舉廠里的浪費現象。事實上,生產躍進碰到的難題之一就是原材料的供應,這也是中央再次發動“反浪費斗爭”的一個直接原因。地方政府或中央主管部門下撥的原材料一般以“第一本賬”的需求計算,企業必須自己想辦法解決完成躍進指標所需的物資配給(部分原材料或零部件可到外地采購),對于靈活性較差的重工業企業而言,一旦原材料供應銜接不上,除了停工待料,就別無他法了。企業抱怨上級是“只給壓力,不給辦法,只給任務,不給材料”。

 

  供產銷體系的滯礙,也預示著這場經濟賽跑必將停下它飛奔的腳步。雖然在19581960年間上海全市的工業生產總值不斷刷新紀錄(見圖1),但到了1960年,工業經濟已是?;姆?,全市其他行業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疲軟,財政收入急劇下降。上海不是例外,這一次經濟體制改革讓中央到地方都嘗到了失敗的苦果。

 

  中央在下放企業管理權和收益權的同時,如果不能使得地方政府從長遠利益出發、從投資企業的優化配置中獲利,那么此舉無異于在中央政府與企業之間培植了一個新的博弈方和食利階層,地方政府之于企業的“壓榨”,可能更甚于中央政府,亦愈加有損于國民經濟的收益與效率;至于數以百萬計的工人,他們在“大躍進”中付出的超常勞動力仍未能得到應有的報償,物質刺激和超額獎勵遭到輿論批判。由于定額修訂上的滯后,計件工人的工資扶搖直上,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尤其是引起了傾向于以資歷(seniority)論工資的老工人的不滿。從1958年夏到是年底,在短短幾個月內計件工資制度被緊急叫停,上海市全市原有的28萬計件工人,僅剩1萬余人保留。

 

五、結語

 

  不論是通過財政分權調動地方積極性的經濟體制改革,還是此前推廣東北經驗而來的技術革新運動,都未取得預想中的效果?;廝菔昵?,當中國共產黨人在城市初建政權、著手經濟建設之初,他們能夠依托的執政資源主要有二:一是淵源于根據地時期的本土經驗,二是來自于盟邦國家蘇聯的經濟建設援助。以往的共和國史敘述習慣上將1956年中共八大的召開作為共和國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發展道路的開始,但是這種轉變很大程度只是執政黨主觀意愿的轉變,1956年之前的中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踐行了蘇聯式的計劃經濟管理模式?這是一個很大的疑問。嚴格上講,在中國工業領域,除了計劃經濟體制的基本雛形,不論是精密的統計制度、嚴格的管理制度、一長負責制度,還是計件工資制度等,這些具有蘇聯模式特征的,旨在監控成本、經濟核算、提高行政效率和激勵員工的增效手段,都因種種原因在整個50年代里無法落到實處,甚或遭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否定。因此,秦暉曾以“農民戰爭式的命令經濟”形容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以與蘇聯“科學主義的理性計劃經濟”區隔開來。

 

  當然,中國有別于蘇聯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和勞動激勵機制,的確也曾帶來過可觀的經濟增長和國力擴張,這也是為什么當“大躍進”遭遇重創之時,毛澤東仍要力倡“鞍鋼憲法”——強調政治掛帥、黨委領導、大搞群眾運動。改革前中國的計劃經濟自有它的激勵機制及效率考量,50年代以后對勞動競賽等群眾運動式的生產動員方式的青睞,正是當局在意識到企業(單位)外部與市場隔離、內部缺乏自主經營權和增效動力的體制缺陷時采用的一種針對勞動者的激勵增效辦法。但是,國家未能有效地減少單位組織及其成員的體制內博弈行為所帶來的損耗。從中也不難看出最高當局此時居于主流的執政理念和策略選擇。50年代以來“對私改造”的既定國策,讓執政黨不斷強化了“大公無私”、“集體主義”的國家價值觀,對私有制的持續批判也不斷銷蝕了私有利益的正當性和合法性,企業及其內部成員的私有利益難被認可。在企業中,針對勞動者個體的物質激勵就常常成為不滿者詬病的口實,對工人的思想教育與政治動員逐漸取代了物質激勵。

 

  以往對中國單位體制的研究無一例外地強調單位組織成員在依附單位組織的同時對國家的依附,換言之,國家預謀通過單位組織實現對其內部成員的控制。但是,我們很容易發現,國家實際上授予企業自主掌控的收益權以及對工人的支配權都是非常有限的,從企業的生產計劃、原料供給、產品銷售,到招工對象、人員編制,再到工人的技能培訓、工作時間、工資福利,無一不是由主管上級包辦或由國家統一設定,甚至于國家還要三令五申地發起諸如增產節約、技術革新、反浪費斗爭等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對企業進行非計劃性的督促與干預,對工人進行直接的生產動員。同時,對于工人而言,他們有檢舉揭發企業內部“違規”行為的政治義務和道德義務,這是他們忠誠于國家的表現。而正是這種經濟管理體制使得國家必須更多地面對來自單位組織及其成員的體制內博弈行為,并以高額的管理成本為代價,相應地,企業對其內部資源沒有自主的支配和收益權力可言,也就遑論優化配置的必要和動力了。從這個意義上說,80年代以后的經濟體制改革,推廣承包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對單位組織及其內部成員正當利益的承認與正面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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