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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波:中國邏輯學70年:歷程與反思
作者:陳波   深圳彩票投注   時間:2020-01-22   來源:愛思想
   

  新中國前30年,中國邏輯學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也走了一些彎路。1979年前后,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邏輯學的各個分支領域內取得重要進展,迎來了中國邏輯學教學與研究的發展和繁榮。 

 

  1. 1949年前的中國邏輯學

 

  中國先秦邏輯是世界邏輯發展的三大源流之一,但沒有連續的歷史。在晚明時期,翻譯出版了西方邏輯著作《名理探》和歐氏《幾何原本》,當時幾乎沒有什么影響。在清朝后期,嚴復等人翻譯出版了一些西方邏輯著作,如《穆勒名學》、耶方斯的《名學淺說》和《辯學》,造成了一些影響。在民國時期,有不少年輕人遠洋留學,其中一些人也學習邏輯學,回國后翻譯出版西方包括日本的邏輯學著作,并自己撰寫邏輯教科書,在國內高級中學、師范學校和大學中講授邏輯學課程。在1920年代,數理邏輯開始傳入中國,出版了一些相關教科書,其中金岳霖的《邏輯》被使用最廣,影響最大,為中國培養了最早一批現代邏輯方面的人才。 

 

  2. 蘇聯邏輯教科書的影響

 

  1949年以后的十多年,中國全面向蘇聯學習,多部蘇聯邏輯教材中譯出版,其中斯特羅果維契的《邏輯》與高爾斯基、塔瓦涅茨主編《邏輯》使用者最多。這些教科書的特點是:一是主要限于亞里士多德邏輯,即直言命題及其推理,有些增加了斯多亞派命題邏輯的內容,即復合命題及其推理,但大都包含培根、密爾的歸納邏輯的內容;二是按照唯物辯證法的觀點去闡釋概念、判斷、推理、真假以及邏輯思維基本規律。這類邏輯教科書形塑了后來二三十年內中國邏輯教科書的基本格局。 

 

  3. 毛澤東主導的邏輯問題大討論

 

  1950年代到1960年代,在毛澤東的參與、支持甚至主導下,討論有關邏輯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如形式邏輯與辯證邏輯的關系,形式邏輯的對象、性質和作用,形式邏輯的客觀基礎,在形式推理中真實性和正確性的關系,形式邏輯的修正、改造和發展方向,歸納推理和歸納方法等。這次論戰的積極后果是:把傳統形式邏輯與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剝離開來,從而在當時的官方意識形態中取得了合法地位;但也有一些消極后果。 

 

   4. 邏輯學在中國的兩次大普及

 

  1950年代到1960年代,毛澤東多次強調,寫文章要講邏輯,黨政干部要學點邏輯。黨政干部和青年學生掀起了一股學邏輯的熱潮,當時選印了一些先前用中文出版的中外邏輯著作,金岳霖等資深專家還編撰了《邏輯通俗讀本》,后改名《形式邏輯簡明讀本》,被廣泛閱讀,影響了好幾代中國讀者。1970年代到1990年代,大學里普遍開設邏輯課程,成人自學高考的諸多專業都要考形式邏輯,邏輯自考培訓班遍地開花,大學邏輯教師四處兼職授課,邏輯書籍的銷售十分火爆。 

 

   5. 大學邏輯通識教育的演變

 

  1960年代,由于與蘇聯的密切關系,中國人民大學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的重鎮,該校邏輯教研室編撰的《形式邏輯》(1958)大致遵循蘇聯邏輯教科書的路子,1980年出了該書第二版。這兩本書國內發行量很大,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金岳霖主編的《形式邏輯》(1979)的最大特點是:內容精審,闡述準確,文字簡潔典雅,例證經過精心選擇,習題也經過精心設計。1980年代末,張家龍和王憲均分別提出“邏輯現代化”口號,引出關于邏輯課程如何現代化的不同主張:用現代數理邏輯取代傳統形式邏輯;在傳統邏輯框架內吸收現代邏輯的部分內容;傳統形式邏輯和數理邏輯分別開設、和諧共存。最后占主導地位的是吸收型邏輯教材,其中吳家國主編的《普通邏輯》(初版于1979)得到最廣泛使用。后來,三本重要的西方邏輯教材中譯出版:柯匹的《邏輯學導論》,赫爾利的《簡明邏輯導論》,卡哈尼等的《邏輯與哲學》。國內先后出版了一批帶有“邏輯導論”性質的教材,如宋文堅主編的《新邏輯教程》(1992)和后來的《邏輯學》(1998年),重點在于闡述現代演繹邏輯和現代歸納邏輯的基本內容,但未被廣泛使用;中國人民大學邏輯教研室編寫的《邏輯學》和陳波編撰的《邏輯學導論》被相當廣泛地使用。 

 

  6. 數理邏輯的教學和研究

 

  1930年代至1950年代初,沈有鼎、王憲均、胡世華、莫紹揆等從國外學成回國,數理邏輯開始在中國發展。1978年后,一批數理邏輯教科書編撰出版。其中,王憲均的《數理邏輯》使用最廣,莫紹揆的《數理邏輯初步》被廣泛閱讀。中國還涌現出一批數理邏輯專家,如吳文俊等人,他們活躍于國際前沿研究領域中,取得了不少具有國際水準的研究成果。 

 

  7. 辯證邏輯研究一時興盛

 

  1980年代到1990年代,國內出版了很多辯證邏輯研究著作,編撰了多本教科書,有以下七種不同的研究進路:辯證邏輯與形式邏輯比較研究的進路;范疇理論的研究進路;科學方法論的研究進路;非經典邏輯的研究進路;現代邏輯與邏輯哲學新成果的辯證審視進路;應用研究進路;思想史研究進路。在這些研究中,也出現了不少有價值的成果,但總體說來,由于與唯物辯證法區分不清,沒有得到廣泛接納和認可。近年來,主要由于悖論研究的推動,國際學術界一些從事非經典邏輯研究的學者對辯證法的邏輯意義予以關注,有些國內學者(特別是某些次協調邏輯學者)也打出了“辯證邏輯”的旗幟與之進行建設性對話,成為國內辯證邏輯研究的較有活力的方向。 

 

  8. 中國邏輯史研究的持續深入

 

  中國邏輯史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新中國成立后前17年中國邏輯史研究的開拓期、20世紀80年代中國邏輯史的學科建設期和20世紀90年代至今的中國邏輯史研究的深化與反思期。第一期的代表性成果有:沈有鼎的《墨經的邏輯學》(1980),詹劍峰的《墨家形式邏輯》(1956),汪奠基的《中國邏輯思想史》(1960年完稿)和《中國邏輯思想史料分析》(1961)。在后兩個時期,關于究竟應該如何研究中國邏輯史,有兩條不同的進路。 

 

  第一條研究進路選取某些西方的邏輯理論——如傳統形式邏輯、數理邏輯、非形式邏輯、論辯理論——作為解釋中國經典中相關材料的框架,由此來重構中國古代邏輯?;褂幸恍┭д呷銜?,采用符號學的研究范式,可以避免前一種范式的嚴重弊端,對中國古代典籍的整體和原意給出更合理更圓融的解釋。 

 

  第二條進路著力強調邏輯與文化之間的相互關聯,堅持運用建基于“歷史分析和文化詮釋”之上的比較法,力圖在中國文化原初特征的基礎上來詮釋和建構中國古代邏輯。此類研究者認為,中國古代邏輯是有別于傳統形式邏輯的名學和辯學,后者以“推類”為主導推理類型,推類有類比推理的性質,屬或然性推理。 

 

  9. 西方邏輯史研究的寂寞推進

 

  1980年代及以后,出版了一些西方邏輯史著作,如王憲均的《數理邏輯引論》(1982),其中第三部分概述了從萊布尼茨到哥德爾的數理邏輯發展史;江天驥主編的《西方邏輯史研究》(1984),馬玉珂主編的《西方邏輯史》(1985),宋文堅的《西方形式邏輯史》(1991),鄭文輝的《歐美邏輯學說史》(1994)。張家龍長期投身于西方邏輯史研究,與人合作翻譯出版了《簡明邏輯史》(1977)和《邏輯學的發展》(1985),出版了多部邏輯史研究著作。王路出版《亞里士多德邏輯學說》(1991),是一部比較可靠且有深度的研究性著作。 

 

  10. 歸納邏輯研究的不斷深入

 

  1980年代,中國歸納邏輯研究實現了從古典歸納邏輯到現代歸納邏輯的轉向。江天驥在這個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出版專著《歸納邏輯導論》(1987),通過培養研究生和影響同事同行,在他周圍集結了一個歸納邏輯研究的學派。王雨田曾負責國家863計劃中的歸納邏輯與人工智能課題,主編了《歸納邏輯導引》(1992)和《歸納邏輯與人工智能》(1995)。鞠實兒在《非巴斯卡概率邏輯研究》(1993)一書中,系統分析了沙克爾的潛在驚奇理論和科恩的歸納支持和歸納概率分級,建構了他自己的非巴斯卡概率的形式系統。 

 

  11. 自然語言邏輯研究的興起

 

  周禮全在1960年代就撰文倡導,形式邏輯應當研究自然語言表達式在特定背景下的具體意義。在1980年代及以后,他主張,在現代邏輯學、現代語言學和現代修辭學相結合的基礎上進行自然語言邏輯研究,建立新的邏輯系統,從而擴大和豐富邏輯理論的作用范圍。 

 

  在周禮全的影響下,研究自然語言邏輯的第一代中國學者包括王維賢、李先焜、陳宗明,他們合著了《語言邏輯引論》(1989),還各自出版了專著:如王維賢的《語言學論文集》(2007);李先焜的《語言、符號和邏輯》(2006);陳宗明的《漢語邏輯概論》(1993)和《中國語用學思想》(1997)。第二代包括鄒崇理、蔡曙山、黃華新、胡澤洪和夏年喜等人。鄒崇理聚焦于自然語言的形式語義學,如蒙塔古語法、范疇語法和轉換生成語法等。蔡曙山主要關注語言行為理論和語用邏輯。在成長中的第三代中國自然語言邏輯研究者中,廖備水表現最為突出,他結合人工智能研究自然語言論辯及其邏輯,參與到高水準的國際合作之中。 

 

   12. 哲學邏輯的傳入與興盛

 

  1980年代以后,國內先后出版了一批哲學邏輯教科書和專著,如王雨田主編的《現代邏輯科學導引》(19871988),周禮全的《模態邏輯引論》(1986),周北海的《模態邏輯導論》(1997),弓肇祥的《廣義模態邏輯》(1993)和《認知邏輯新發展》(2004),周禎祥的《道義邏輯》(1999),李小五的《無窮邏輯》(1996、1998)、《條件句邏輯》(2003)等,宋文淦的《問題邏輯》(1998),周昌樂的《認知邏輯導論》(2001),桂起權等人的《次協調邏輯與人工智能》(2002),唐曉嘉的《認知的邏輯分析》(2003),杜國平的《經典邏輯與非經典邏輯基礎》(2005),余俊偉的《道義邏輯研究》(2005)等。 

 

  張清宇主編《哲學邏輯研究》(1997),撰著《弗協調邏輯》(2003),在弗協調邏輯領域內做了一些重要的工作。徐明主要從事時態邏輯研究,與貝爾納普等人合著Facing the Future: Agents and Choices in Our Indeterminist World(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在《符號邏輯雜志》和《哲學邏輯雜志》等一流期刊上發表20多篇論文。馮棉也出版多種哲學邏輯著作。 

 

  劉奮榮在其英文著作《關于偏好動力學的推理》中,用現代信息流和行動邏輯來發展一種整合性的新理論。她目前關注在社會背景下對信息流和決策做邏輯分析。王彥晶近年提出并推進了認知邏輯方面的一項綜合性科研計劃。 

 

   13. 邏輯哲學的逐漸興旺

 

  陳波出版了4部邏輯哲學著作:《邏輯哲學引論》(1990)、《邏輯哲學導論》(2000)、《邏輯哲學》(2005),以及《邏輯哲學研究》(2014,《導論》的修訂擴充版),其中一些得到廣泛閱讀。他的《悖論研究》一書(2014)對悖論進行了相當全面的考察,對其中一些悖論做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從2007年開始,他寫英文論文、投國際期刊,迄今已在國際AHCI期刊發表20多篇英文論文,其中絕大多數論文屬于邏輯哲學范圍。 

 

  王路在《邏輯的觀念》(2000)一書中認為,邏輯只是一門考察從前提必然得出結論的學科;其他所謂的“邏輯”,如歸納邏輯和辯證邏輯,都不是真正的邏輯。 

 

  張建軍是最早系統研究悖論的中國學者,出版了多種悖論研究著作,其中較有影響的是《邏輯悖論研究引論 》(2002,2014)一書。 

 

  任曉明和桂起權在《非經典邏輯系統發生學研究》(2011)一書中,對一些非經典邏輯系統做了發生學式的考察,得出結論:邏輯哲學的中心問題就是形式系統內外的推理有效性概念是否恰當符合的問題。 

 

  14. 非形式邏輯與批判性思維的傳入

 

  1990年代,非形式邏輯和批判性思維被引入中國,翻譯出版了很多相關的英文書籍。一些中國學者發表了不少非形式邏輯和批判性思維方面的介紹性論文,出版了相關教科書,主要有:武宏志和周建武的《批判性思維:論證邏輯視角》(2005,2010,2016),劉壯虎和谷振詣《批判性思維教程》(2006),楊武金的《邏輯與批判性思維》(2009),董毓的《批判性思維的原理和方法》(2010),陳慕澤和余俊偉的《邏輯與批判性思維》(2011)。 

 

  15. 法律邏輯研究的轉型

 

  1980年代,中國學者開始研究法律邏輯,但大都限于傳統邏輯原理加法律和司法方面的例子。2000年以后,關于法律推理和論證的一些西方著作中譯出版,一些法律學者進入法律邏輯研究領域。中國學者使用不同的資源或工具——如傳統形式邏輯、數理邏輯、非形式邏輯、批判性思維、論辯理論、法律推理和論證的理論、法理學和法哲學——去研究法律、司法偵查和司法審判等方面的邏輯問題。 

 

  16. 一些邏輯研究機構相繼設立

 

  1978年以前,中國缺乏專業的邏輯學研究機構。自1990年代起,國內很多大學相繼成立邏輯研究所,如中山大學邏輯與認知研究所(1997),中國政法大學邏輯研究所(2002),南京大學現代邏輯和應用邏輯研究所(2003年),北京大學邏輯、語言和認知研究中心(2004),西南大學邏輯與智能研究中心(2004),北京師范大學邏輯與認知科學研究中心(2005),浙江大學語言與認知研究中心(2007),中國人民大學現代邏輯與科學技術哲學研究所(2007),清華大學-阿姆斯特丹大學邏輯學聯合研究中心(2013)。 

 

   17. 中國邏輯學家開始走上國際學術舞臺

 

  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國邏輯學界與西方邏輯學界處于近乎隔絕狀態。40年改革開放,使得中國邏輯學界狀況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中國邏輯學者同他們的國際同行有了實質性交流,不少人在SCI、SSCIA&HCI期刊上發表論文,在國際著名出版社出版英文專著。這是中國邏輯學界水準提升的最有說服力的標志。 

 

  結語 

 

  1)前30年,中國邏輯學發展得比較緩慢,一個重要原因是政治干預。處理學術與政治關系的基本原則應該是:讓學術歸學術,政治歸政治,彼此不要隨意跨界,兩者和平共處。 

 

  2)中國邏輯學界70年歷程表明:當與外部世界處于隔絕狀態時,它本身的狀態也相當不好;當打開國門去擁抱世界時,它自身的潛力被激活,得到了發展和繁榮。 

 

  3)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其最大好處是:提供其他的可能性,展示另外的前景,來對已有的思想和學術起糾偏作用。若只讓一枝獨秀、一花獨放、一家獨霸,所帶來的常常是學術上的停滯,甚至是死寂。要讓不同的學術觀點在相互碰撞中得到改善和發展。 

 

  4)由于中國在近代停滯和落后,在與外部世界特別是西方世界的接觸中,我們主動或被動地處于學生位置:別人探索和提出X,我們只學習和研究別人的X。現在,我們有必要也有可能進入下一個階段:別人研究X,我們研究別人怎么研究X,還要與別人一道去研究X,在X的研究上做出我們中國人的貢獻。

 

 

 

作者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陜西師范大學哲學與政府管理學院兼職特聘教授、國際哲學學院(IIP)院士;載《社會科學文摘》2019年第12期;摘自《河北學刊》2019年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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